对痛苦的耐受度与情绪调节的付出和难度有关，但与日常生活中的成功无关

《Behavior Therapy》：Distress Intolerance is Associated with Emotion Regulation Effort and Difficulty, But Not Success in Daily Life

情绪调节障碍（DI）与情绪调节过程的关系研究显示，DI与情绪调节努力（β=0.021，p<.001）和难度（β=0.014，p<.02）呈正相关，但与调节成功无关。该关联在负性情绪（NA）水平较高时更为显著（简单斜率β=0.026，p<.001），表明DI可能通过放大情绪调节的认知负荷影响个体应对策略。研究采用自然观察法结合多层建模，验证了DI对情绪调节过程的影响机制，为辩证行为疗法（DBT）中调节认知重构提供理论依据。

　　本研究探讨了情绪耐受性（Distress Intolerance, DI）与日常生活中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 ER）过程之间的关系。DI被定义为个体对负面情绪的承受能力不足，它被认为是一种跨诊断的共同因素，与多种心理障碍如抑郁、焦虑以及不健康的饮食行为密切相关。尽管已有研究关注DI与特定情绪调节策略（如压抑或回避）之间的联系，但本研究进一步考察了DI对情绪调节过程的更广泛影响，包括个体在调节情绪时所付出的努力、调节的困难程度以及调节的成功感。通过自然情境下的经验采样方法（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ology, ESM），研究者收集了参与者在14天内五次每日的情绪报告，从而揭示了DI如何影响情绪调节的主观体验，而不一定影响其实际效果。

研究的参与者包括179名年龄在18至65岁之间的成年人，平均年龄为35.2岁，其中50%为女性，47%为男性，3%为非二元性别。样本中大多数为白人（68%），其次是黑人（13%）、亚裔（13%）、中东裔（4%）、原住民（2%）以及夏威夷/太平洋岛民（1%）。此外，有11%的参与者为拉丁裔，4%未披露其种族。这一样本的多样性为研究结果提供了广泛的代表性，但同时也意味着研究结果可能无法完全适用于某些特定群体。

研究采用了多层次模型（Multilevel Models）来分析数据，该方法能够区分个体层面和情境层面的变量影响。研究者发现，DI与情绪调节的努力程度（ER Effort）和困难程度（ER Difficulty）存在显著正相关，但与情绪调节的成功感（ER Success）没有显著关联。这一结果表明，尽管DI可能会影响个体对情绪调节过程的主观感受，如使其感觉更加困难和需要付出更多努力，但并不一定会影响他们实际调节情绪的效果。此外，研究还发现，DI与情绪调节努力之间的关系在负面情绪（Negative Affect, NA）较高时更为显著，这表明在情绪压力较大的情况下，DI对情绪调节的感知负担有更强的放大作用。

情绪调节努力是指个体在试图改变或管理情绪时所付出的主观努力程度。研究结果显示，较高的DI水平与较高的情绪调节努力相关，这表明个体在面对负面情绪时，可能会因为感知到更高的不适而投入更多努力去调节情绪。这种努力可能并非总是带来有效的结果，而是反映了一种主动但可能低效的应对机制。研究者指出，虽然我们没有直接评估个体使用的具体调节策略，但较高的情绪调节努力可能与使用压抑等回避性策略有关，这些策略通常被认为是非适应性的。

情绪调节困难是指个体在调节情绪时所感知到的挑战程度。研究发现，DI与情绪调节困难之间存在正相关，尽管这种关系的效应量较小。值得注意的是，情绪调节困难的个体层面效应非常显著，表明在情绪调节过程中，负面情绪的强度可能比DI本身更能预测个体的困难感受。此外，研究者还发现，DI在个体层面的预测作用虽然较弱，但仍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尤其是在情绪调节困难与个体的抑郁症状之间，DI可能作为一个重要的调节因素。

情绪调节成功是指个体在调节情绪后是否达到了预期的调节目标。研究结果表明，DI与情绪调节成功之间没有显著关联，这与研究者的假设相悖。这说明，尽管DI可能影响个体对情绪调节过程的主观感受，但并不一定会影响他们调节情绪的实际效果。研究者认为，DI可能主要影响个体对情绪调节过程的评价，而不是其结果。也就是说，个体可能会感觉调节情绪更加困难，但实际调节的成功率并没有显著下降。

此外，研究还发现，负面情绪（NA）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DI与情绪调节努力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当负面情绪较高时，DI对情绪调节努力的影响更为显著。这表明，DI可能在情绪压力较大的情境下，对个体的情绪调节行为产生更大的影响。然而，这种调节作用在情绪调节困难和成功感方面并不明显，这可能意味着DI主要影响的是个体对情绪调节过程的感知，而不是其实际效果。

研究的临床意义在于，它为情绪调节和情绪耐受性干预提供了新的视角。例如，Dialectical Behavior Therapy（DBT）中的情绪耐受性模块强调使用低努力的策略来应对情绪紧急情况，如通过温度调节来平复情绪、转向接受而非压抑情绪以及识别和接受情绪的自然波动。然而，对于DI较高的个体来说，这些策略可能仍然难以实施，因为他们可能对情绪调节过程感到更加困难和负担。因此，未来的干预措施可能需要帮助这些个体调整他们对情绪调节过程的主观评价，使其更加现实和积极，从而减少对情绪调节的回避和过度努力。

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样本是未选择的社区样本，而非临床样本，这可能影响结果的普遍性。此外，研究主要依赖于自我报告数据，缺乏客观的生理或行为指标来验证情绪调节的实际效果。未来的研究应考虑纳入更多客观的测量方法，如眼动追踪、认知负荷任务等，以更准确地评估情绪调节的努力和效果。同时，研究者还指出，未来的研究应探讨其他可能影响DI与情绪调节关系的变量，如物质使用等。

总的来说，本研究的结果为理解DI在日常情绪调节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的见解。尽管DI可能不会直接影响情绪调节的成功率，但它显著影响个体对情绪调节过程的主观感受，如使其感觉更加困难和需要付出更多努力。这些发现为心理治疗师提供了新的思路，即在评估和干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情绪调节的实际效果，还要关注个体对情绪调节过程的主观评价。通过调整这些主观评价，可能有助于改善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减少情绪耐受性相关的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