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个人持有毒品非刑事化政策试点实施前后,针对使用毒品的年轻人和使用毒品的年轻原住民的警务工作以及他们获取减少危害服务的情况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rug Policy》:Policing and access to harm reduction services among young people who use drugs and young Indigenous people who use drugs before and after the pilot implementation of decriminalization of personal possession

【字体: 时间:2025年11月19日 来源: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rug Policy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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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毒品使用者政策实施前后的执法障碍变化研究。基于2021-2024年温哥华街头涉毒青少年前瞻队列研究,采用广义估计方程分析显示,毒品持有非刑事化政策实施后,涉毒青少年遭遇执法障碍的概率显著下降65%(OR=0.35, 95%CI 0.15-0.82),其中原住民青年下降72%(OR=0.28, 95%CI 0.08-0.97)。研究证实非刑事化政策能减少执法活动对戒毒服务的阻碍,尤其惠及弱势原住民群体。

  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ritish Columbia, BC),一项关于药物使用者的政策变化正在引起广泛关注。2023年1月31日,BC省启动了一个关于个人持有某些非管制药物的试点解罪化(decriminalization)政策。这一政策旨在通过减少因药物犯罪而带来的负面影响,提高人们获取健康服务和减少伤害的可能性。本文旨在探讨该政策实施前后,年轻药物使用者(young people who use drugs, PWUD)在获取减害服务(harm reduction services)时所面临的与警方相关的障碍(policing-related barriers)的变化趋势。

### 政策背景与目的

BC省作为加拿大药物使用相关死亡率最高的省份之一,2023年的药物毒性死亡率高达每10万人46.8例。这一数据表明,药物使用在该省的健康风险极高,尤其是与执法和司法系统相关的风险。为了应对这一危机,BC省政府向联邦政府申请了特定豁免,以解罪化持有非管制药物的行为,旨在减少药物使用者因担心被刑事起诉而不敢寻求帮助的情况。解罪化政策的目标是降低与药物执法相关的耻辱感,改善对药物使用者的医疗访问条件,并减少与警方的互动。然而,该政策在2024年5月被修订,解罪化范围被限制在某些私人场所,如减害服务站点、无家可归者的庇护所和私人住宅。

### 研究方法

本研究基于一项长期的前瞻性队列研究——At-Risk Youth Study(ARYS),该研究自2005年起持续追踪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市的街头活动且有药物使用经历的年轻人群。研究通过访谈形式收集数据,包括人口统计学信息、药物使用模式、与警方的互动情况、参与健康和社会服务的情况等。参与者需要满足一定的年龄、居住地和药物使用条件,才能被纳入研究。研究通过广义估计方程(Generalized Estimating Equations, GEE)进行逻辑回归分析,以评估解罪化前后与警方相关的障碍变化趋势。

### 研究结果

在研究期间,共有319名参与者被纳入分析,其中83名(26.0%)报告在某些时间点经历了与警方相关的障碍。在解罪化实施前,这一障碍的报告率呈显著上升趋势,调整后的年风险比(adjusted per-year odds ratio, AOR)为2.41,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为1.29–4.51。而在解罪化实施后,这一趋势逆转,报告率下降了65%,调整后的风险比为0.35,置信区间为0.15–0.82。此外,对于具有原住民(Indigenous)背景的参与者,解罪化实施后的障碍报告率也出现了显著下降,调整后的风险比为0.28,置信区间为0.08–0.97。

### 研究意义

这些结果表明,解罪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年轻药物使用者在获取减害服务时面临的与警方相关的障碍。这一变化不仅对一般药物使用者有益,还特别对原住民药物使用者产生了积极影响。尽管解罪化政策的实施在2024年5月被修订,限制了其适用范围,但初步的数据显示,政策的实施仍对减少与警方相关的障碍具有积极作用。研究还指出,原住民药物使用者由于历史和持续的殖民及系统性警方暴力,往往面临更高的执法相关风险,因此这一政策的积极影响尤为重要。

### 限制与挑战

尽管研究结果积极,但也存在一些限制和挑战。首先,ARYS队列的参与者并非随机招募,而是针对难以接触的群体,因此研究结果可能无法推广到更广泛的人群。其次,研究中使用的数据主要依赖于自我报告,可能存在社会期望偏差或回忆偏差。此外,研究中使用的“警方存在”作为主要结果指标较为模糊,未能具体区分不同类型的警方存在(如巡逻车辆、步行巡逻、主动执法等),这可能影响对政策效果的准确评估。最后,由于主要结果基于六个月内回忆的数据,部分研究访问可能同时包含解罪化前后的经历,这可能导致暴露分类的误差,从而低估解罪化对减少警方相关障碍的实际影响。

### 未来研究方向

为了更全面地评估解罪化政策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应关注以下方面:首先,进一步细化“警方存在”的定义,以更准确地衡量其对减害服务访问的影响;其次,研究政策实施前后的执法行为变化,特别是警方在减害服务站点的活动;最后,探索政策实施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影响,特别是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如原住民药物使用者。此外,随着政策的修订,研究应继续监测警方相关障碍的变化,以评估政策调整对药物使用者的影响。

### 结论

总体而言,本研究发现,解罪化政策的实施显著减少了年轻药物使用者在获取减害服务时面临的与警方相关的障碍。这一结果支持了将解罪化政策作为减少药物执法相关风险的一种策略。然而,政策的修订也带来了新的挑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评估其对药物使用者的长期影响。研究还强调了政策设计和实施的重要性,以及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差异性影响。这些发现为未来政策制定和公共健康干预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依据,特别是在减少药物使用相关危害和改善药物使用者健康状况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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