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养育计划对ADHD的干预效果：巴勒斯坦临床试验中母亲养育能力提升与儿童行为问题改善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and Mental Health》：Positive parenting program for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maternal perspective shifts and child behavior problems reduction in a clinical trial

本刊推荐：为应对巴勒斯坦地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患儿家庭在资源匮乏和冲突环境下面临的干预缺口，研究人员开展了首个文化适应性积极养育计划（Triple P）随机对照试验（RCT）。结果显示干预组母亲养育能力（PSOC）显著提升（p=0.023），教养放任行为（Laxness）明显减少（p=0.04），儿童亲社会行为显著改善（p=0.014）。该研究为冲突地区ADHD非药物干预提供了关键循证依据，支持将文化适配的Triple P纳入国家精神卫生服务体系。

　　

在巴勒斯坦这样的冲突地区，患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的儿童及其家庭面临着双重挑战。不仅ADHD本身给儿童的学习、社交和家庭生活带来困扰，有限的精神卫生资源和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更使得这些家庭难以获得有效的支持。研究表明，中东和北非地区ADHD患病率高达10.3%，远超全球5%的平均水平。而巴勒斯坦地区近期研究显示，学龄儿童ADHD体征出现频率为8.7%，母亲们承受着极高的照护负担，特别是在希伯伦地区。

传统的ADHD管理方式往往依赖药物治疗，但行为干预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美国儿科学会（AAP）推荐将父母行为管理训练（PTBM）作为一线治疗方法。在众多行为父母训练（BPT）方案中，积极养育计划（Triple P）是国际上应用最广泛的项目之一，它基于社会学习理论、自我调节理论和应用行为分析，通过多层级干预提升父母的养育知识、信心和自我调节能力。然而，尽管Triple P在新加坡、瑞典、巴基斯坦等多样文化背景下均证明有效，其在巴勒斯坦这类资源有限、冲突频发地区的适用性和效果却从未得到验证。

正是这一关键缺口，促使Nadia Amro和Latefa Ali Dardas开展了这项开创性研究。他们想知道：经过文化适应的Triple P干预能否在巴勒斯坦的ADHD患儿家庭中可行实施？它又能如何在提升母亲养育能力的同时，改善孩子的行为问题？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研究团队在希伯伦儿童心理健康中心进行了一项随机对照试验（RCT）。他们招募了64名ADHD患儿的巴勒斯坦母亲，随机分配到干预组（接受Triple P）或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干预组接受了经过文化适应的群组Triple P四级干预，包括8次课程（4次群组会议和3-4次个性化电话跟进），内容涵盖积极养育、儿童发展、行为管理和提前计划等核心模块。研究还通过WhatsApp群组提供持续支持，增强了在挑战性环境下的干预可行性。

评估工具包括养育能力感量表（PSOC）、养育量表（PS）和优势与困难问卷（SDQ），分别在干预前和干预后两个月进行测量。这些工具帮助研究人员量化干预对母亲养育信心、教养实践和孩子行为的影响。

主要研究结果

可行性结果

研究表明，经过文化适应的Triple P在巴勒斯坦环境下具有高度可行性。尽管面临交通困难、经济限制和地区不稳定等挑战，大多数参与者仍能全程参与课程，保留率很高。干预措施在文化上得到了良好接受，没有造成伤害。在线授课方式对许多参与者来说也是可行和可接受的，在面对面会议因安全问题或连接问题无法进行时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儿童行为结果：SDQ

干预后，SDQ亚量表分析显示了几种显著模式。对于多动-注意力不集中症状，干预组在干预后报告的症状（M=6.78，SD=2.70）少于对照组（M=7.97，SD=2.00），达到了边际显著性（t(61)=-1.97，p=0.053），效应大小（Cohen's d=0.48）表明干预对多动症状有中等程度的积极影响。相比之下，亲社会行为在干预后显示出统计学上的显著改善。干预组的亲社会得分（M=7.72，SD=2.20）高于对照组（M=6.19，SD=2.57），t(61)=2.53，p=0.014。这种差异对应中等至较大的效应大小（d=0.64），表明干预增强了孩子们的社会功能。

养育实践：养育量表（PS）

关于放任亚量表：干预前，干预组得分（M=3.08，SD=1.23）显著高于对照组（M=3.80，SD=1.01），t(60)=-2.51，p=0.015，具有中等至较大的效应大小（d=-0.73），表明初始的放任程度较高。干预后得分显示，干预组的放任程度（M=3.31，SD=1.45）相较于对照组（M=3.95，SD=0.93）显著降低，t(60)=-2.07，p=0.04，具有中等效应大小（d=-0.51）。关于过度反应亚量表：在两个时间点均未发现组间显著差异。

父母能力：养育能力感量表（PSOC）

干预后分析显示，干预组（M=68.28，SD=9.67）相较于对照组（M=62.80，SD=8.81）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改善，t(60)=2.30，p=0.023。效应大小为中等（d=0.59），表明父母的效能感和满意度得到提升。

研究方法概述

本研究采用随机对照试验（RCT）设计，在希伯伦心理健康中心进行。样本包括64名ADHD患儿的巴勒斯坦母亲，随机分入干预组（n=33，接受文化适应的Triple P四级干预）或对照组（n=31，接受常规护理）。干预包含8次课程（4次小组会议+3-4次电话跟进），通过阿拉伯语材料、视频建模及WhatsApp支持进行。主要使用养育能力感量表（PSOC）、养育量表（PS）和优势与困难问卷（SDQ）进行评估，采用SPSS 27进行统计分析，包括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组间差异。

研究结论与意义

这项研究首次在巴勒斯坦地区验证了Triple P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经过文化适应的Triple P不仅能显著提升母亲的养育效能感，减少放任型教养行为，还能促进ADHD患儿的亲社会行为，并对多动症状产生边际改善效果。这些发现具有重要的临床和实践意义：它们支持将Triple P这类循证行为干预整合到巴勒斯坦等低资源、冲突影响地区的国家精神卫生服务体系中。对于医护人员、教育工作者而言，研究结果提示应接受培训，提供文化适应的养育计划，强调行为父母培训的作用，并建立专注于ADHD和照护者福祉的咨询中心。

研究的局限性包括样本量较小、缺乏长期随访、单盲设计以及主要依赖参与者报告的措施。然而，其优势在于严格的RCT设计、对CONSORT指南的遵守以及干预的灵活性。未来研究应纳入更大、更多样化的样本，进行长期随访，并探讨中介因素（如母亲心理健康）和调节因素（如干预强度、儿童年龄），以优化干预效果。让父亲参与并探索父母ADHD症状的影响也是重要的方向。

最终，这项研究为在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为受ADHD影响的家庭提供支持提供了宝贵的见解。通过赋予照顾者循证的工具，不仅能够改善儿童的行为结果，还能在充满挑战的环境中培养家庭的复原力，从而推动该地区儿童青少年精神卫生服务的公平性与可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