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产期母亲对同伴支持的个人偏好：促进积极支持关系的质性研究

《BMC Pregnancy and Childbirth》：Maternal peer support preferences during the perinatal period

本研究针对围产期母亲心理健康风险高但社会支持不足的问题，通过质性访谈探讨了母亲对同伴支持者的偏好。研究发现，母亲们偏好具有亲和力、价值观相似、能提供充分情感支持且背景相近的同伴支持者。该结果为优化围产期同伴支持项目的配对匹配流程提供了关键依据，对提升项目有效性和促进母亲心理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成为母亲是女性生命中的重要里程碑，但这同时也是一段心理脆弱期。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近五分之一的女性在孕期或产后一年内会遇到心理健康问题。在澳大利亚，抑郁和焦虑是新妈妈最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产后第一年内因重度抑郁症住院的风险显著增加。不良的母亲心理健康不仅影响母亲、孩子和家庭的健康与福祉，还给澳大利亚带来了数亿澳元的生产力损失。

生物心理社会因素，如家族史、既往精神障碍、低自尊、低社会经济地位和不良生活事件，都会增加围产期焦虑和抑郁的风险。而社会支持不足也被一致认为是导致母亲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因素。研究表明，与获得足够社会支持的母亲相比，社会支持低的母亲在产后4个月和1年时表现出更多的焦虑和抑郁症状。积极的社会支持可以增强个体对压力的韧性，并可能帮助缓解有精神疾病风险人群的遗传和环境脆弱性。鉴于其可塑性，社会支持常被视为预防围产期抑郁和焦虑的高潜力且可行的干预措施。

在澳大利亚，基于同伴的“妈妈小组”是初为人母者获得结构化、非专业、社区支持的主要来源。这些小组在母亲直接的正式（医疗专业人员）和非正式（配偶、朋友、家人）支持网络之外，提供了可及的信息和情感支持。参与妈妈小组能显著增强感知社会支持和母亲心理健康。然而，一些母亲对参加这类小组感到压力，和/或有过被评判的不良体验。为解决这些局限性，可以实施为母亲提供个性化（而非基于小组）同伴支持的项目。提供一对一配对（以导师/学员关系形式）的同伴支持项目可以减轻被评判和竞争的感觉，从而为新妈妈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来沟通她们的担忧和分享经验。此外，个性化的同伴支持项目可以通过解决孤立感、无力感和压力来改善情绪低落和焦虑，同时提升自尊、自我效能感和感知的育儿能力。总体而言，这些项目已被证明能有效减少围产期女性的抑郁。

尽管个性化同伴支持项目在解决围产期抑郁方面前景广阔，但如何优化这些项目的设计，尤其是在配对匹配过程方面，仍有许多未知之处。Law等人进行了一项可行性试验，评估澳大利亚初为人母者的一对一同伴支持项目。该同伴指导项目旨在通过将新妈妈与有经验的母亲（即已有孩子的母亲）配对进行指导，来减少产后心理困扰。总体而言，该项目有效支持了母亲的心理健康和福祉。然而，个体关系的强度——此类项目可行性和有效性的基石——差异很大。一些个体建立了紧密且投入的友谊，而另一些则早期就与他们的同伴学员或导师失去了联系。Law等人进行了初步工作以剖析这种差异的原因，发现诸如学员和导师之间的相似性等广泛因素对关系结果有影响。需要进一步研究以揭示这些因素的更多细节，从而帮助项目开发者优化其配对匹配框架。支持者的哪些特征对成功配对最重要，并最终最有益于新妈妈的福祉？考虑到这些问题，本研究旨在通过识别母亲关于同伴支持者的偏好，探索促进围产期同伴支持项目中积极和支持性关系的因素。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研究人员在获得机构伦理批准后，通过社交媒体和口碑招募参与者。为了提供一个舒适的空间，参与者可以选择通过个人访谈或焦点小组讨论参与。资格标准包括年满18岁、澳大利亚居民、怀孕和/或有一个或多个孩子且最小孩子在五岁或以下，并且当前没有严重的心理健康障碍（精神病、物质使用依赖、服用抗精神病药物）。

采用在线视频会议（Microsoft Teams）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和焦点小组，每次持续45-60分钟。访谈被录音并转录用于分析。参与者首先观看一个PowerPoint演示文稿以简要介绍研究。参与者被问及开放式问题（例如，“在您孕期和产后，支持者的哪些因素曾经是或将是重要的？”）。参与者在讨论结束时被邀请提供额外的评论或信息，然后接受汇报并感谢其贡献。

采用实用饱和法确定样本量，数据收集持续进行，直到确定进一步访谈几乎无法提供新信息为止。共进行了四次个人访谈和三个焦点小组讨论。最终样本包括14名年龄在26至38岁之间的女性（平均年龄30.07岁，标准差3.83）。大多数参与者自认为是澳大利亚白人（N=13），一名参与者自认为是盎格鲁-印度人。

数据分析与建构主义认识论和本体论现实主义相一致，承认现实是通过社会过程和互动形成和维持的，因此采用解释主义视角来评估研究结果。因此，没有应用预先存在的理论框架来分类参与者的回答。采用了反思性的分析方法，该方法基于对可重复性的考虑，并承认任何产生的知识都是情境化的且本质上是主观的。第一位作者（进行所有访谈并主导数据分析）在数据收集时30岁，女性，非父母身份，并注册攻读临床心理学硕士学位。虽然研究主题是从外部视角切入的，但研究者和参与者之间的融洽关系似乎很好，对话流畅自如。选择反思性主题分析法来解释数据，允许在分析过程中保持灵活性，以获得对结果的细致和全面理解。转录文本使用NVivo软件进行分析，识别出共同模式，并迭代地发展和修订高阶类别、主题和次主题。第二和第三作者担任“批判性朋友”，促进批判性讨论并就数据的解释提供反馈。通过此过程，主题和次主题被重新定义、重新排序，并在某些情况下被移除，直到作者们就数据的呈现方式达成共识。样本描述性数据（如年龄）使用Microsoft Excel进行分析。

研究结果确定了两个与促进围产期同伴支持项目中积极和支持性关系偏好相关的高阶类别：[1] 个人和人际品质，涉及同伴支持者理想的特征和行为；[2] 相似的背景因素，涉及与同伴支持者拥有共享经验和情境相似性的偏好。

在个人和人际品质方面，母亲们强调需要一个性情善良、平易近人的支持者。母亲们指出需要一种温暖感，描述了支持者友好、关怀、富有同情心的益处，并且是她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愿意交往的人。一位母亲表示，“只是一个真正关心、愿意帮助、具有同理心和同情心的人。一个你在日常生活中也会喜欢的人”。还有人指出，拥有一个和蔼可亲的同伴支持者能鼓励母亲讨论自己的经历：“我想这又回到了友好和关怀。我认为这会使我感到更舒适、更自在，从而更愿意谈论我的经历”。其他人则讨论了需要一个值得信赖、被认为诚实可靠的人，以便接受潜在的支持：“是的，值得信赖……因为一旦建立了近乎友谊的关系，你得到的建议你会相信，你相信这些人，并且你知道他们是为了你的最大利益”。

母亲们讨论了社会观和家庭观的重要性。一些母亲认为支持者拥有相似的育儿风格很重要：“我会选择与我育儿风格相似的人。我发现与那些更倾向于整体育儿方法的人相处要容易得多，就像我对我的孩子所做的那样……我觉得我无法与那些建议更严厉方法的人建立联系，因为我不遵循那些方法”。然而，此外，在育儿观点不同的情况下，同伴支持者需要对育儿风格持开放态度且不妄加评判：“我需要一个对我的育儿方式和我想做的事情完全开放且不评判的人”。另一位母亲详细说明：“我的育儿方式与我的大多数朋友有很大不同，但我觉得我们都能交谈，因为我们都非常开放。对‘适合你家庭的方法不一定适合他们的家庭或宝宝’持开放态度。这可能是我的主要一点。我的底线是任何‘爱评判’的人，我个人无法忍受”。

文化观点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一位母亲考虑了澳大利亚原住民由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指导的情况：“在文化上，我与那些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后裔不同。所以，我认为他们可能并不总是想从我这里获得建议。他们可能希望与相同文化的人配对，因为我们在抚养孩子方面可能存在文化差异……他们可能觉得与我分享事情不自在”。母亲们考虑了与具有相似或不同文化价值观的人配对的“利弊”：“因为如果他们在文化背景和价值观体系上相似，那很好，因为你可以获得支持，有人支持你并与你交流。但如果是一个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人，那么它会给你一个新的视角。所以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

提供充分情感支持的能力是一项重要品质。母亲们希望同伴支持者能够专注倾听并在情感上给予回应。母亲们报告说，有一个能倾听的人会为她们创造一个支持性的关系，以分享复杂的情感和经历：“倾听非常重要。我是一个喜欢说话的人，所以有一个愿意倾听并能帮我梳理的人很好”。另一位母亲表示，倾听本身就是一种情感支持：“有句老话，‘你是想要我的建议，还是只想有人倾听？’我很喜欢这个问题，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想要建议，他们只是希望有人倾听”。

母亲们还提到了识别和讨论挑战的必要性。例如，一位母亲评论道，“他们必须是那种在困难情况下也能感到自在的人……谈论的话题并不总是轻松的”。另一位母亲分享了她未获得足够情感支持的经历：“我本来很希望有一个中立的人能陪在我身边，不仅提供建议，还能说‘我知道你现在很艰难’，并给你一个象征性的拥抱。因为在我两次怀孕期间，这都是一种奢望。没有人真正为我着想，焦点总是在孩子身上”。

支持期望也涉及所提供支持的类型和程度。例如，一位母亲表达了对同伴支持关系限制和界限的共同理解的需要：“不是每个人都有相同的界限。有些人非常喜欢肢体接触，我个人很讨厌。当谈论谁适合做这件事时，你不想找一个会越界的人，比如不请自来到你家”。考虑到“你可能在无意中过度帮助”，在与同伴支持者配对时，拥有共同的期望和界限被认为是一种避免期望差异的预防性方式。特别是，支持的可及性和与同伴支持者联系的偏好频率被讨论：“我想，如果导师能说明他们的感受和他们认为重要的方面。然后你可以找到一个你觉得合适的，比如时间安排，无论他们是真的很守时，还是只是偶尔可以聊天的人。这样你就可以选择适合你的”。

在相似的背景因素方面，母亲们表达了导师年龄及其孩子年龄的重要性，倾向于年龄相仿和/或处于相似人生阶段的人：“因为我已经35岁了，显然是年龄较大的初产妈妈……一个20岁的妈妈可能不容易理解我”。对年龄相仿母亲的偏好也与希望交朋友而非监护人的愿望相关，一位母亲说：“……可能更贴近我现状的人。而不是更像母亲形象的人，更像朋友的人”。母亲们还倾向于同伴的最小孩子与自己孩子年龄相近，正如一位母亲解释的那样，以保持“他们收到的信息和他们经历的事情仍然非常相关……这比那些孩子大10-15岁的人要清晰得多”。

在围产期旅程中，拥有一个支持网络相当的同伴支持者是有意义的。例如，一位母亲评论道，“我已经不再联系那些祖父母或父亲随时有空的朋友了，因为那些不是我24小时都能拥有的。所以，我认为与经历过类似支持系统的人配对是好的”。支持有限的母亲也表示不愿与那些支持很多的人交谈：“另一个对我个人很重要的发现，这可能也适用于其他独自育儿的父母，就是我发现与那些有很多支持的女性讨论育儿更困难一些”。拥有相似的支持网络意味着支持有限的母亲可以就如何应对自身情况寻求建议：“有一个情况相似的朋友，看看他们是如何度过所有难关的”。

母亲们倾向于导师来自相似的社会经济背景，主要涉及经济压力和工作安排。一位母亲评论了与经历过养育孩子相关经济挑战的人产生共鸣：“对于一个可能处于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人来说，我不确定他们与收入差距巨大的人联系是否会感到自在……我们不了解不同的社会经济价值观，或者某人可能向导师抱怨某样东西的成本，而这不是导师能理解的”。母亲们还觉得需要与在产后期间有可比工作安排的同伴支持者配对。一位母亲表达了单身在职母亲可能遇到的不同挑战：“单身父母，首先想到的是工作，所以要兼顾工作、托儿……所以这种经历已经与那些可能无法负担长时间休假母亲不同”。另一位母亲强烈认为需要一个产后重返工作的同伴支持者，因为她的职业对她很重要：“就我个人而言，我绝不会选择全职妈妈作为导师，这对我非常重要。我会想选择一个有事业或已经处理好工作问题的人，因为这些情况对我将非常重要”。

同伴支持者的地理位置和距离在考虑配对时也很重要。距离较近（例如，“同一个城镇的人”）可以促进面对面交流。这对于一个寻求联系的农村母亲来说尤其重要：“但现在在[农村城镇]，我几乎不认识有同龄孩子的人。我没有什么‘内部人士’可以给我介绍其他人。所以，我认为有一个能实际见面的人意味着你可以和他们聚聚，建立那种联系”。处于相似环境的母亲也表示，由于农村生活带来的独特挑战，需要他们的同伴支持者生活在相似的社区环境中。一位母亲解释说，她必须围绕额外的购物和设施通勤时间进行安排，这影响了婴儿的睡眠规律，同时还要在照顾婴儿的同时完成农场工作。她指出，“我认为城市人会和城市人相处得更好。农村或偏远地区的人不会有同样的问题和担忧。特别是在考虑这些指导角色时，有一个农村的导师能够提供一些应对这种生活方式的建议”。

母亲们报告了共享围产期经历的重要性。母亲们讨论了受孕和怀孕，表达了希望有可比的不孕或怀孕经历的偏好。在受孕或怀孕期间面临挑战的母亲觉得，与有相似经历的母亲联系会更深入。一位母亲分享道，“我有很多一起做试管婴儿的妈妈朋友。因为我们一起经历了那段旅程，不管她们的育儿方式或其他什么，我们都能合得来，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历史”。另一位母亲提供了关于错配配对可能带来的并发症的见解，特别是对于一方有不良经历而另一方相对没有的配对。例如，“我们也很幸运，在我停药后两周内就怀孕了，这对于那些努力了很久、经历过流产和所有这些问题的人来说，可能很难接受。对于这些人，与经历过类似损失的人配对可能非常好”。

偏好有相似分娩经历的支持者也得到强调，尤其是不良经历。例如，一位母亲表示，“我感激的是，在我分娩后，情况比我预期的更具创伤性，我发现与那些同样分娩未按计划进行的母亲交谈很有帮助”。母亲们还表达了与有相似分娩方式的人联系的愿望，因为这能培养情感联系。一位母亲回忆道，“我知道我经常联系Facebook上认识的一个人，我知道她和我情况非常相似，都是臀位宝宝紧急剖腹产。因为我们经历基本很相似，所以我们非常投缘”。母亲们还解释说，拥有共同的生育经历将增强情感支持，一位母亲表示，“你对那种情况感到非常创伤，也许有人能在情感层面上理解你……或者如果你经历了类似的情况，你会觉得更能理解他们”。同样，与相似的受孕和怀孕经历一样，对那些可能经历过困难分娩的母亲保持敏感，确保她们被适当地配对是很重要的，正如一位母亲所描述的，“我对有相似的分娩经历深有共鸣。我经历了相当创伤性的分娩，所以如果我和分娩很轻松的新妈妈交谈，我发现自己会相当嫉妒”。

本研究确定了围产期同伴支持项目中促进积极和支持性关系的两个高阶类别的母亲偏好：个人和人际品质，以及相似的背景因素。

在个人品质和支持提供方面，母亲们描述需要一位和蔼可亲、表现出温暖且值得信赖的支持者。虽然拥有这些理想特质的人通常更讨人喜欢，但在母亲关系的背景下，这些特质可能会产生细微的影响。在这个主题中，母亲们描述需要一个值得信赖、友好、关怀的人，与她们交谈时能感到自在。最近，人们开始关注支持关系中增加信任的必要性，特别是当一方处于脆弱状态时。考虑到新妈妈容易受到心理健康问题的影响，他人的温暖和值得信赖的特质可能使母亲在讨论具有挑战性的话题时减少尴尬或羞耻感。

母亲们还认为价值观，如育儿风格和文化观点，很重要。几位母亲强烈认为需要一致的育儿风格和实践（例如母乳喂养与配方奶粉喂养）。许多参与者的态度源于在社交媒体和妈妈小组中经历或目睹的负面互动。母亲们觉得，育儿风格不同意味着她们会受到批评、评判或被迫改变育儿方式。母亲们承认，在每个育儿实践上都达成一致是很困难的；因此，她们需要一个不评判、对其他育儿观点持开放态度的支持者，以免损害支持关系。母亲们也从文化角度考虑了价值观，强调了自主选择与具有相似或不同文化观点的导师联系的必要性。基于与育儿价值观相同的前提，参与者认识到育儿观点和风格可能因文化而异。

母亲们认识到，她们需要一个能够提供充分情感支持的支持者——能够倾听、情感上契合并给予回应。这与Hetherington等人的研究一致，该研究发现情感和信息支持是产后最具影响力的支持类型。母亲们的报告也与表明充分的情感支持能预测幸福感增强的研究一致，以及与表明母亲在被评判时会感到压力的研究一致。因此，提供充分的情感支持有益于同伴支持关系，并有可能促进母亲的健康和福祉。本研究强调了对非评判性且情感上支持性的导师的需求。

在支持期望方面，即需要与导师就所提供支持的类型和范围达成共识，也被强调为促进牢固关系的重要因素。正如一位母亲指出的，越界帮助可能是“帮倒忙”——即支持有时可能是出乎意料且不受欢迎的。界限可以在治疗关系中提供安全感和保障。因此，建立界限对于母亲在同伴支持关系中感到安全非常重要。

导师的可及性被认为是为母亲营造支持性氛围的关键。母亲们认为，拥有相似的联系时间和联系频率偏好很重要。人们普遍认为，增加亲近度和联系频率可以预测友谊的形成并增强人际吸引力。Milgrom等人对围产期女性的研究表明，在获得支持时，母亲需要一个“可靠的联盟”——一种她们可以依赖他人获得帮助和支持的关系。拥有“可靠联盟”的母亲在围产期的抑郁和焦虑症状会减少。

新妈妈们描述了对拥有共享经验和相似处境的同伴支持者的偏好，Law等人发现这会影响同伴支持关系的强度。尽管大量研究表明相似性可以增强人际吸引力并提高友谊强度，但本研究具体指出了新妈妈需要考虑的相似性——特别是年龄相关因素、可用的支持系统、社会经济因素、地理位置和共享的围产期经历。社会经济状况和社会支持系统等因素可能尤其重要，因为它们对围产期的心理健康影响特别大。

与个人和人际品质相比，相对更多地提到了需要相似的背景因素来促进积极和支持性的关系。事实上，共享的围产期经历是被讨论最多的。母亲们热情地描述了她们将如何受益于一位有相似受孕、怀孕和/或分娩经历的支持者。这可能被认为是有益的，原因有二。首先，如果新妈妈们的经历相似，她们会比较自己经历或嫉妒同伴围产期经历的可能性会降低。其次，母亲们觉得，如果她们的同伴支持者容易产生共鸣，并被视为经历过并成功应对类似挑战的象征，她们将建立更深的联系。目前的发现表明，分享相似的背景因素可以增强围产期的积极关系。

同伴支持项目开发者应尝试根据共享的背景和经验，以及关于育儿价值观和风格的偏好来匹配母亲。特别是，年龄相仿（以便学员能与“朋友”而非“母亲形象”配对）和围产期及家庭经历相似（例如，受孕和分娩经历、最小孩子的年龄）的导师，有助于确保他们的知识和经验对新妈妈来说既及时又相关。相似的人生阶段、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导师在围产期经历时感知到的社会网络性质，是除了共享价值观和优先事项之外，匹配母亲时需要考虑的额外因素。然而，尽管如此，虽然许多人优先考虑一致的育儿风格和实践，但参与者也认识到从不同的经验和视角学习是有价值的。

然而，除了匹配努力之外，鉴于众多的育儿方法，项目开发者还需要培训导师，在育儿观点不同时具备积极倾听技巧和开放、不评判的态度。这种性质的培训将奠定导师提供高质量情感支持的能力，研究参与者指出这对同伴支持关系至关重要。此外，项目开发者可以参考临床医生提供面对面和在线支持的指南。正如参与者所提出的，共享或相似的可用性以及联系偏好很可能构成期望以及在同伴支持关系中的安全感的基础。例如，Drum和Littleton建议采取主动方法，包括讨论互动时间、尊重设定的会议时间和在这些时间内的及时反馈，同时避免过度沟通。此外，应支持导师在与学员互动时提供一个私密、一致、专业且文化敏感的环境。理想情况下，这些对话可以在导师和学员的初次会面中进行，由项目开发者围绕支持界限和期望促进讨论和培训。

研究局限性涉及样本的代表性和可推广性。参与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相似；主要是白人、处于恋爱关系中、居住在澳大利亚、受教育程度高、来自中高收入家庭。虽然样本主要包括来自澳大利亚外围地区和偏远地区的女性，但该样本代表了这些地区的优势女性群体。因此，建议进一步研究纳入各种人群，例如来自弱势群体和更多元文化背景的人，包括澳大利亚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因为研究表明关系需求、育儿和围产期经历可能因文化而异。在本研究中，某些因素和偏好比其他因素更容易被提及（例如，对共享围产期经历的需求）。未来的研究应检查促进积极同伴关系的偏好和因素的频率和优先级，或许可以使用共识技术。这项工作还应考虑基于幸福水平的支持偏好（例如，对于患有和未患有围产期焦虑和抑郁的人）。此类研究可以为配对匹配过程提供信息，以确保根据最重要的因素进行配对。

为维持和促进母亲心理健康，母亲需要社会支持，并在母亲同伴支持项目中形成积极和支持性的关系。参与者强调了导师温暖、值得信赖、不妄加评判、能提供充分情感支持且背景因素和围产期经历相似的重要性。关于支持期望，建立和尊重界限、以及相似的可用性和联系偏好得到强调。研究结果为了解母亲的偏好提供了见解，这些偏好可以支持有意义的同伴关系的发展和维持。该发现可用于创建基于证据的流程，将学员与合适的导师匹配，并为围产期女性提供强有力的同伴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