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干达难民儿童与青少年自杀倾向研究:创伤后应激障碍与无人陪伴状态的显著影响

《BMC Psychiatry》:Examining suicidality and associated risk factors among refuge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Uganda

【字体: 时间:2025年11月20日 来源:BMC Psychiatry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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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推荐:针对乌干达难民儿童与青少年自杀行为高发但研究匮乏的现状,研究人员开展了关于Nakivale难民营中自杀意念及风险因素的横断面研究。结果显示,自杀意念患病率高达40%,其中54%有自杀计划,19%曾尝试自杀。多因素分析表明,战争相关创伤、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及无人陪伴状态是主要风险因素。该研究强调了针对难民青少年进行创伤干预及心理支持的紧迫性。

  
在全球范围内,自杀是青少年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成为一个严峻的公共卫生问题。然而,对于生活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LMICs)的难民儿童和青少年这一极度脆弱群体,他们的自杀风险及相关因素却鲜有关注。这些年轻人往往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创伤,包括目睹暴力、失去亲人、被迫流离失所等,这些经历极大地增加了他们罹患精神健康障碍的风险。尽管有研究指出难民的自杀风险可能高于收容社区,但现有证据,尤其是在东非难民背景下的研究,不仅数量有限,而且结果存在不一致性。例如,在乌干达北部的难民营和坦桑尼亚的难民营中,报告的自杀意念率差异巨大。这种不确定性凸显了进行本地化、针对特定情境研究的迫切必要性,以准确了解影响难民青少年自杀行为的独特因素,从而为制定有效的预防和干预策略提供依据。
在此背景下,由Herbert E. Ainamani领衔的研究团队在《BMC Psychiatry》上发表了一项研究,旨在深入探究乌干达西南部Nakivale难民营中难民儿童和青少年的自杀意念、自杀尝试的流行率及其相关风险因素。Nakivale是乌干达历史最悠久、规模第二大的难民营,收容了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布隆迪、索马里等多个国家的超过18万难民,其中妇女和儿童占大多数。研究团队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通过简单随机抽样方法,对325名10至19岁的难民青少年进行了评估。
为了开展这项研究,研究人员主要运用了几项关键技术。首先,他们采用迷你国际神经精神访谈儿童与青少年版(MINI-KID)这一标准化工具来评估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自杀行为,该工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并与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V)标准对齐。其次,战争相关创伤暴露情况通过一份包含15个项目的创伤事件清单进行评估,该清单曾用于类似难民样本。再者,移民后生活困难则通过移民后生活困难清单(PMLDC)进行衡量。所有数据通过KoboCollect电子平台收集,并使用STATA 17.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以及双变量和多变量逻辑回归分析,以确定与自杀意念相关的因素。
3.1. 参与者特征
研究共纳入了325名难民儿童和青少年,他们的平均年龄为15.03岁(标准差=3.25)。样本中绝大多数(83%)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其余来自布隆迪(10%)、索马里(3%)、苏丹(3%)和卢旺达(1%)。大部分参与者(92%)在迁移时有家人陪伴,而27名(8%)为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
3.2. 自杀意念的流行率
研究结果显示,自杀意念在受访者中非常普遍。在325名参与者中,有129人(40%)报告在过去两周内存在自杀意念。其中,女性(64%)报告自杀意念的比例高于男性(36%)。
3.4. 自杀方法与尝试
在129名有自杀意念的参与者中,70人(54%)表示已经制定了具体的自杀计划。在这70名有计划者中,有13人(占计划者的19%,占总样本的4.3%)曾尝试过自杀。报告的最常见的自杀尝试方法是自我中毒(4/13,31%),其次是上吊或溺水(3/13,23%)、自我刺伤(2/13,15%)以及自我制造事故(1/13,8%)。这些方法的选择反映了当地的环境可及性,例如,未报告使用枪支或跳楼等在高收入国家或城市环境中更常见的方法。
3.5. 自杀意念的风险因素
通过多变量逻辑回归分析,研究发现自杀意念与三个关键因素显著相关。首先是战争相关创伤暴露,与创伤暴露程度较低的参与者相比,暴露于更多战争创伤的参与者出现自杀意念的几率高出2.30倍(OR=2.30, 95% CI: 1.35-3.94, p=0.002)。其次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被诊断为PTSD的参与者出现自杀意念的几率是未诊断者的5.47倍(OR=5.47, 95% CI: 2.15-13.94, p<0.001)。最后,也是关联最强的因素,是无人陪伴未成年人状态。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出现自杀意念的几率是有家人陪伴的青少年的6.14倍(OR=6.14, 95% CI: 2.13-17.68, p=0.001)。而性别、年龄、国籍、教育水平和移民后困难在多变量模型中与自杀意念未显示出显著关联。
该研究的结论明确指出了乌干达Nakivale难民营中的难民儿童和青少年面临着极高的自杀意念风险。高达40%的流行率远超该地区其他难民背景下的报告,也高于难民群体的荟萃分析汇总估计。这一发现敲响了警钟,强调了在类似人道主义危机背景下,亟需关注年轻难民的心理健康。
研究深入探讨了背后的驱动因素,确认PTSD、战争相关创伤暴露和无人陪伴状态是核心的风险因素。PTSD与自杀意念的强关联(OR=5.47)与全球关于创伤后精神病理学增加自杀行为风险的证据一致。PTSD的症状,如情绪失调、过度警觉、侵入性记忆和弥漫性绝望,可能显著削弱个体的应对能力,尤其在认知和情绪调节能力尚在发展中的青少年中,这种影响更为致命。战争创伤的直接暴露则代表了累积的、严重的应激源,可能从根本上动摇个体对生命意义和安全感的认识。而无人陪伴未成年人的极高风险(OR=6.14)则凸显了家庭支持系统作为保护性因素的极端重要性。失去家庭纽带可能加剧孤独感、不安全感和被抛弃感,使这些年轻人独自面对流离失所的多重压力,从而极大地增加了他们的脆弱性。
值得注意的是,移民后困难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并未显示出显著关联,这可能暗示对于这些青少年而言,原籍国经历的创伤性事件(预迁移因素)对其心理健康的冲击远比在安置点面临的挑战(后迁移因素)更为直接和深刻。当然,这也可能与测量工具或当地具体情境有关。
这项研究的意义重大。它填补了在LMICs难民儿童和青少年自杀行为研究方面的关键空白,提供了来自Nakivale难民营的宝贵本地化数据。研究结果强烈呼吁人道主义组织和公共卫生政策制定者应将创伤干预和PTSD治疗作为预防难民青少年自杀的核心策略。特别是对于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需要建立和加强专门的心理社会支持系统和替代性照料安排,以弥补家庭支持的缺失。此外,了解当地常见的自杀方法(如自我中毒)对于设计针对性的预防措施(例如,加强有毒物质的管控)具有直接的实践价值。
当然,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横断面设计无法推断因果关系,以及可能存在回忆偏差和社会期望效应。未来研究可以探索更具保护性的因素,如韧性、社会支持和积极的应对策略,以及更广泛的风险因素,如物质使用、家庭冲突和污名化等。尽管如此,这项研究无疑为理解和应对难民青少年中这一严峻的隐形危机迈出了关键一步,为开发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的干预措施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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