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期自杀未遂者的生活体验：一项现象学研究

《BMC Psychiatry》：Lived experiences of adolescents attempted suicide: a phenomenological study

本研究针对青少年自杀未遂高发问题，采用解释现象学分析方法（IPA），深入访谈19名有自杀未遂经历的青少年。研究揭示了自杀行为的前因（Antecedents）、风险因素（Suicide Risk Factors）、保护屏障（Suicide Barriers）及后果（Consequences）四大主题，强调家庭功能、心理障碍（如NSSI）及社会文化压力等多因素交互作用，为制定多维度的自杀预防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人生的旅途中，青春期无疑是一段充满风暴与阳光的特殊时期。这个阶段的年轻人经历着身体、心理和社会的巨大变化，如同在迷雾中探索自我，情绪波动剧烈，身份认同困惑。然而，当这些正常的成长阵痛与更深层的心理危机交织时，一些青少年可能会走向极端，甚至选择结束自己宝贵的生命。自杀，已成为全球范围内一个严峻的公共卫生问题，尤其是在15至19岁的青少年中，它是主要的死亡原因之一。数据显示，全球每年约有72万人死于自杀，而每1例自杀死亡背后，就有约20人尝试自杀。在伊朗，情况同样不容乐观，特别是在亚苏季（Yasuj）这样的城市，曾有研究发现超过30%的学生有过自杀念头，超过20%的学生曾尝试自杀。

为什么有些青少年会从产生自杀念头发展到真正采取行动？现有的研究多从量化角度识别风险模式，但往往难以捕捉到青少年内心深处的真实体验和动机。仅仅知道“是什么”还不够，更需要理解“为什么”。为了填补这一空白，研究人员将目光投向了那些经历过自杀尝试并幸存下来的青少年，他们的亲身经历是理解这一复杂现象的无价之宝。因此，Mohammad Malekzadeh等研究者决定深入探索这些青少年“活生生的体验”（lived experiences），以期获得更具体、更深入的见解。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研究人员在伊朗亚苏季的Shahid Rajaei精神病医院开展了一项定性研究，采用了解释现象学方法（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 IPA）。这项研究旨在深度理解青少年自杀未遂者的主观世界。研究团队通过目的性抽样招募了19名13至19岁有自杀未遂史的青少年。数据收集主要通过半结构化访谈进行，访谈在安静保密的环境下用当地方言（Luri方言）进行，随后转译为标准波斯语和英语进行分析。数据分析采用了Van Manen的六步法，并使用MAXQDA软件进行管理，确保研究的严谨性（包括可信度、可靠性、可确认性和可转移性）。

研究结果

1. Antecedents（前因）

这一主题描述了自杀行为发生前、发生过程中及发生后的即刻体验和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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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Before the Suicide Antecedents（自杀前的前因）
  研究发现，在自杀行为发生前，存在一系列预警信号和促发因素。这些包括心理预警信号（如听到指令性幻听）、生活技能缺乏（应对挑战能力不足）、经济困难、有问题的恋爱关系（失恋导致生命意义感丧失）、躯体疾病（如癫痫发作带来的恐惧）、法律和学校相关后果（如因无法演讲而辍学带来的羞耻感）、父母教养技能缺乏（严厉管教适得其反）以及功能失调的家庭关系（家庭暴力和冲突）。这些因素共同作用，逐渐将青少年推向危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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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During the Suicide Antecedents（自杀过程中的前因）
  在自杀尝试发生的瞬间，青少年的动机和感受是复杂的。寻求关注（作为一种求助或表达内心挣扎的方式）、解脱感（将自杀视为逃离心理痛苦和压力的唯一途径）是主要的心理体验。同时，工具和方法的选择（如表3所示，最常见的是服用氯硝西泮（Clonazepam）等药物，其次是上吊、跳楼等）也决定了行为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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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Post-Suicide Antecedents（自杀后的前因）
  尝试自杀后，青少年常经历强烈的情绪反应。对行为的后悔（意识到后果后的懊悔）以及恐惧和焦虑（对死亡、社会评判和家庭声誉受损的担忧）是普遍的感受，这揭示了他们在行动后的内心矛盾和生存欲望的复苏。

2. Suicide Risk Factors（自杀风险因素）

研究识别出四类关键的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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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Individual Causes（个体原因）
  既往自杀未遂史是未来尝试的最强预测因子之一。物质滥用和饮酒史（如服用美沙酮、大麻）会损害判断力，加剧冲动。非自杀性自伤（NSSI）史（如割伤自己以平复情绪）与自杀风险直接相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本研究中，童婚（Child Marriage）以及由此带来的婚姻冲突和压迫感，是女性参与者中一个突出的个体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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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Family Causes（家庭原因）
  家庭环境至关重要。家庭紧张关系（如父母频繁争吵）和情感支持缺乏（感到被家人忽视）是主要的风险来源。家庭本应是避风港，但有时却成了压力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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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Social, 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Causes（社会、文化和环境原因）
  外部环境压力显著。社会、文化和环境压力（如被贴上负面标签“chapi”）、被排斥和孤独感、媒体的负面角色（社交媒体上对自伤行为的模仿和美化）以及同伴影响（朋友间的模仿和怂恿服用药物）都极大地增加了青少年的心理负担和模仿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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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Psychological Causes（心理原因）
  心理健康状况是核心风险因素。精神疾病（如重度抑郁）是常见背景。物质滥用诱导的自杀念头（在药物影响下产生冲动性的自杀意念）与长期滥用作为风险因素有所不同。绝望感和无价值感（感到自己对任何人都不重要）是普遍存在的负面认知。

3. Suicide Barriers（自杀屏障）

研究也发现了阻止自杀发生的保护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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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Psychological Barriers（心理屏障）
  个体内在的力量，如自我信念作为屏障（强大的意志力拒绝负面诱惑）和青少年的希望感（对未来改善的积极预期），能有效抵御自杀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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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Protective Factors（保护因素）
  外部的支持同样重要。娱乐、爱好和音乐（通过游戏和听音乐分散负面思绪）、忽略负面标签（不理会他人的负面评价）以及社会支持（与家人、朋友的良好关系和互动）是关键的缓冲因素，能帮助青少年应对压力，找到生活的乐趣和意义。

4. Consequences（后果）

自杀尝试会给青少年带来短期和长期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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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Physical Consequences（生理后果）
  生理损伤（如血压升高、胃痛、视力模糊）和可见损伤（如上吊留下的绳索勒痕）是直接的躯体伤害，后者还可能对自尊和身体形象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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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心理后果）
  认知后果（如注意力、记忆力受损）和心理健康状况恶化（自杀尝试后抑郁、焦虑等症状加重，或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等新问题）是更隐蔽但同样严重的长期心理创伤。

研究结论与意义

这项研究深入描绘了青少年自杀未遂经历的复杂图景。结论明确指出，青少年自杀尝试是多因素、动态过程的结果，涉及个体、家庭、社会、文化和心理层面的复杂交互。压力累积可能导致心理和情感的“超载”，使青少年将自杀视为唯一的解脱方式。尝试时刻常伴有冲动性、寻求关注或解脱感，而非明确的死亡意图，这凸显了即时干预的重要性。尝试后的后悔和恐惧则揭示了生与死之间的内在矛盾，为心理干预提供了关键窗口。

该研究的发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理论层面，它通过质性研究深化了对青少年自杀动机和过程的理解，补充了量化研究的不足。在实践层面，它强调自杀预防必须采取整体性、以青少年为中心的框架。这包括不仅解决个体脆弱性，更要强化保护因素（如培养希望感、提供社会支持、鼓励健康娱乐活动），改善亲子关系，限制自杀手段的获取（特别是加强对氯硝西泮等处方药的管理）。研究特别指出，加强对药房的管理、要求出示身份证明、家长陪同取药等措施可能对减少青少年自杀尝试起到关键作用。

此外，研究结果为针对家长、教师和青少年自身的教育干预提供了具体方向，有助于早期识别预警信号并提供及时支持。最终，这项通过倾听青少年心声完成的研究，为制定文化敏感、符合发展特点、基于证据的心理健康政策和干预措施提供了宝贵的独特见解。该研究发表于《BMC Psychiatry》期刊，为全球范围内的青少年自杀预防工作贡献了来自非西方文化背景的重要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