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支气管超声引导下胸腔包裹性积液穿刺术：右肺上叶双叶切除术后诊疗新途径

《BMC Surgery》：Transbronchial EBUS-guided aspiration of a loculated pleural collection following right superior bilobectomy: a case report

本刊推荐：针对右肺上叶双叶切除术后胸腔包裹性积液传统穿刺路径受限的难题，研究人员创新性采用经支气管超声（EBUS）引导下经右气管旁路径穿刺技术，成功获取肺炎链球菌阳性标本，为复杂胸外科术后胸腔并发症的微创诊断提供了安全有效的替代方案，拓展了EBUS在胸外科领域的应用范围。

　　

在胸外科手术领域，肺叶切除术后并发症的处理始终是临床医生面临的挑战。特别是当患者接受右肺上叶双叶切除术后，胸腔内解剖结构发生显著改变，残留的胸腔空间可能形成包裹性积液。这些积液有时会继发感染，发展为脓胸，但传统的经胸壁穿刺路径却因术后纵隔移位、肩胛骨遮挡以及重要血管毗邻等因素变得风险极高。正是基于这样的临床困境，来自卡夫卡斯大学的Guntug Batihan教授团队在《BMC Surgery》报道了一例创新性诊疗方案，为类似复杂病例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

该研究团队面对的核心难题是：如何在避开重要血管、克服解剖障碍的前提下，安全获取胸腔积液标本以明确诊断。他们突破常规思维，将通常用于纵隔淋巴结采样的经支气管超声（EBUS）技术创造性应用于胸腔积液的穿刺引流。这种技术路径的选择基于对术后胸腔解剖结构的深入理解——尽管经胸壁路径受阻，但通过气管支气管树仍可建立通往目标区域的安全通道。

研究团队采用的关键技术方法包括：基于计算机断层扫描（CT）的术前精准定位、喉罩通气全身麻醉下的支气管镜操作、经右气管旁路径的EBUS实时引导以及22G EBUS-TBNA穿刺针的精确采样。该方法通过对一例右肺上叶双叶切除术后6个月出现感染征象的67岁男性患者进行成功实践，验证了技术的可行性。

病例特点

患者为67岁男性，6个月前因中央型肺鳞癌（pT₃N₀M₀）接受右肺上叶双叶切除术，术后并发持续性气胸和右肺下叶扩张受限。本次因C反应蛋白（CRP）升高、白细胞增多和感染体征就诊。CT显示右肺上区存在带有气液平面的包裹性胸腔积液。

诊疗决策

由于纵隔移位、肩胛骨遮挡以及紧邻锁骨下血管，传统经胸壁穿刺被评估为高风险操作。医疗团队决定采用EBUS引导下经右气管旁路径穿刺，该路径基于术后解剖特点选择，可避开重要血管和骨骼障碍。

操作过程

在喉罩通气全身麻醉下，通过支气管镜将超声探头置于右气管旁区域，清晰显示胸腔积液腔室。

使用22G EBUS-TBNA穿刺针成功抽取15毫升胸腔积液，积液呈现漂浮碎屑和增强回声性。微生物学分析显示肺炎链球菌阳性，而同时采集的血液、尿液、痰液培养和肺炎球菌抗原检测均为阴性。

治疗结果

患者接受14天头孢曲松静脉注射后，续以2周阿莫西林-克拉维酸口服治疗。炎症指标恢复正常，临床症状明显改善，9个月随访时无症状。

讨论与启示

这一案例的创新价值在于拓展了EBUS技术的应用边界。传统上，EBUS主要应用于肺癌分期、结节病诊断以及纵隔淋巴结病变的评估。而本研究证明，在特定术后解剖条件下，EBUS可成为胸腔积液采样的可行替代方案。

该技术的优势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通过气管支气管自然腔道进入，避免了经胸穿刺的血管损伤风险；其次，实时超声引导确保了穿刺精度；最后，微创特性减少了患者创伤和恢复时间。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本案例中经支气管途径采集的积液发现了肺炎链球菌，而其他常规标本均为阴性，提示该方法在病原学诊断方面可能具有独特价值。

从胸外科术后管理角度，这一技术为类似复杂病例提供了新的诊断思路。当肺切除术后患者出现感染征象，而常规穿刺路径不可行时，EBUS引导下的经支气管穿刺可作为重要的备选方案。这不仅丰富了临床医生的诊疗工具箱，也为提高胸外科术后并发症的诊治成功率提供了新的可能。

然而，研究者也强调这并非标准操作，其适用性需严格评估。病例选择应基于详细的影像学评估，确保目标区域与气管支气管壁存在安全可达的解剖关系。同时，操作者需要具备丰富的EBUS经验和应对潜在并发症的能力。

这一案例报告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展示了创新性应用现有技术解决临床难题的思维模式，为胸外科术后复杂并发症的微创诊断开辟了新途径，同时也促进了介入性支气管镜检查技术在胸外科领域的应用扩展。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和病例经验的积累，这种基于解剖学原理的个体化诊疗方案有望为更多复杂胸外科患者带来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