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制度性冲击的协同适应：牧民之间沟通网络的驱动因素与结果

《Rangeland Ecology & Management》：Collaborative Adaptation to Institutional Shocks: Drivers and Outcomes of Communication Network Between Herders

青藏高原牧区放牧户通过协作网络应对草地保护政策（PES）的机构冲击，研究利用ERGM和ALAAM模型发现：紧密的协作网络（由关系传递性驱动）促进适应性行为，网络去中心化增强信息多样性，但异质性网络结构可能引发适应性分化。提出需根据集体困境特性构建协作网络，并缓解网络极化负面影响。

　　在青藏高原的牧区，小型牧户面临着多方面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其中，生态保护政策被视为一种显著的制度性冲击。面对这些复杂和不确定的挑战，合作被广泛提倡，但目前关于牧户如何通过非正式合作方式来适应制度性冲击的研究仍较为有限。本文以青藏高原的一个牧村为案例，运用指数随机图模型（ERGM）探讨牧户间沟通网络形成的主要驱动因素，并借助自动逻辑行动者属性模型（ALAAM）分析该网络对个体适应能力的影响，这种适应能力被评估为牧户是否能够在遵守放牧限额要求的同时维持其生计。研究发现，关系传递性促进了紧密的网络形成，并有助于采取适应性行动。网络去中心化则能够多样化信息来源，从而增强适应能力。偏好附着和同质性显著影响网络形成，但不同行动者属性在个体适应能力上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并产生了相互抵消的效果。为了实现资源保护与生计可持续性的双重目标，我们强调应构建与集体困境性质相契合的合作网络，同时采取措施以减轻潜在网络极化带来的不利影响。

草地是地球上第二大陆地生态系统，覆盖了大约25%的陆地面积，并提供了多种生态系统服务，如粮食生产、淡水资源供应、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气候调节。然而，草地目前正经历快速的气候变化、生物物理过程变化以及发展政策和制度的变化。这些挑战进一步加剧了草地资源管理中的问题，如规模和管辖权不匹配，导致公共资源悲剧、规模不经济和外部性等问题。动态且复杂的社会与生物物理交织表明，没有任何一个行动者或利益相关者能够单独应对所有治理挑战。因此，被广泛提倡的治理安排是那些能够促进集体行动并增强对内部和外部压力与冲击的韧性的机制。协同治理被提出为一种促进知识整合、创新和扩散的方法，通过协调和合作来对齐偏好，并在更广泛的空间和时间背景下积极适应新兴问题。理解牧户如何进行合作，可能为如何通过基层自组织来适应复杂和不确定的环境提供有价值的见解。

在中国牧区，数百年来的游牧实践形成了深厚的互惠与信任规范。历史上，游牧群体通常围绕血缘或亲属关系组织，通过保持动物的流动性来适应不可预测的环境。例如，在西藏的那曲地区，20世纪80年代实施家庭承包责任制（HCRS）之前，牧民们使用共同的部落草场，但在暴风雪期间可以通过互惠协议进入其他部落的草场。在HCRS实施后，传统的合作机制逐渐瓦解，但非正式合作仍然存在。例如，为了解决因气候变化导致的湖泊扩张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分布不均的问题，那曲地区的牧民自发地建立了社区规则，共同分享剩余的草场，从而超越了法律上私有化的使用权。这种通过自发交流信息、资源和承诺形成的协同网络，本质上构成了促进集体行动的重要平台，可能有助于提升个体牧户的适应能力。基于青藏高原四个比较村庄的实证研究发现，当地发展起来的社区合作制度在提升适应能力方面比市场导向的适应策略更为有效。尽管有这些见解，关于协同网络结构对牧户适应能力影响的定量研究仍较为罕见。

本文基于在青藏高原一个牧村收集的农户调查数据集，运用指数随机图模型（ERGM）来探讨牧户间沟通网络形成的主要驱动因素，并借助自动逻辑行动者属性模型（ALAAM）分析该网络对个体适应能力的影响，这种适应能力体现在牧户是否能够在遵守政府推动的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ES）计划中的放牧限制要求的同时维持其生计。PES计划所实施的放牧限制代表了一种重要的制度性冲击，因此牧户是否能够成功地在不违反政策限制的前提下维持生计，就体现了他们的适应能力。有效的沟通是合作的必要前提，因此我们构建协同网络时，以牧户间的沟通关系为基础。

丰富的实证文献已致力于探讨影响牧户放牧率决策的因素，主要关注内生因素，如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家庭劳动力、资产以及替代生计方式。一些研究也考虑了外生因素，如PES计划和政府法规。这些研究通常采用假设独立性的统计模型，忽略了行动者之间的社会互动和相互依赖关系。虽然个体社会网络结果长期以来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一些研究探讨了它们对牧户生产行为的影响，但这些研究往往依赖于替代变量，如联系数量，无法捕捉特定的网络结构效应。此前的一项关于青藏高原的实证研究确实探讨了社会网络及其对牧户放牧率决策的影响，但并未分析微观网络配置的特殊作用。因此，需要更深入地研究协同网络配置如何影响牧户在放牧率调整方面的适应行为。

通过实证数据和网络建模，我们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1）哪些社会过程和个体属性促成了牧户间沟通网络所呈现的结构？2）个体牧户的放牧率决策如何受到其在沟通网络中的嵌入位置和结构的影响？本研究通过探讨牧户如何通过协同方式适应外部变化，特别是由于草地保护计划而引入的制度性冲击，为草地可持续性文献提供了新的科学见解。这种理解对于制定旨在增强牧区社会-生态系统韧性的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网络的角度来看，本文研究了青藏高原牧区牧户如何通过合作来适应草地保护计划中的放牧限制。通过运用指数随机图模型（ERGM）和自动逻辑行动者属性模型（ALAAM），我们定量评估了哪些网络子结构和行动者属性能够推动协同网络的形成，并进一步影响牧户的适应能力。研究发现，传递性三元组的配置在结构效应上被显著形成，这表明牧户间的互动和关系传递在构建沟通网络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此外，行动者属性如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家庭规模、草地使用面积和牲畜数量等，在网络形成过程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并对个体适应能力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例如，男性牧户可能更倾向于参与合作网络，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牧户可能在适应能力上表现出更多的困难。同时，家庭规模和牲畜数量等经济因素也影响了牧户的适应行为，例如，拥有较多牲畜的牧户可能在面对放牧限制时面临更大的挑战，而家庭规模较小的牧户可能更容易调整其放牧策略以适应新的政策环境。

研究还发现，网络结构的变化与牧户的适应能力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例如，紧密的网络结构可能在促进个体适应能力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而过于集中的网络结构可能反而限制了信息的多样性，从而影响适应能力。此外，网络的去中心化程度与信息来源的多样性密切相关，去中心化的网络结构能够提供更多元化的信息渠道，从而增强牧户对政策变化的适应能力。然而，网络的极化现象可能会削弱这种适应能力，因为极化网络往往由少数具有主导地位的行动者控制，而其他行动者可能被排除在信息共享和决策过程之外。因此，为了实现资源保护与生计可持续性的双重目标，需要在构建协同网络时，充分考虑其结构特征，避免潜在的极化问题。

在牧区社会中，协同网络的形成不仅依赖于个体的属性，还受到社会结构和互动模式的影响。例如，牧户之间的关系传递性可能在构建紧密的网络结构中起到关键作用，而偏好附着和同质性则可能影响网络的扩展和稳定性。同时，牧户的适应能力也受到其在网络中的位置和角色的影响，例如，处于网络中心位置的牧户可能更容易获取和传播信息，从而在适应政策变化方面表现得更为积极。然而，处于边缘位置的牧户可能面临更多的信息孤岛问题，从而在适应能力上表现出更大的困难。因此，需要在政策设计中，考虑到牧户在协同网络中的不同位置和角色，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提升整体适应能力。

此外，牧户的适应能力还受到其对政策的认知和理解程度的影响。例如，对于PES计划的政策内容和要求了解不够的牧户，可能在遵守放牧限制时面临更大的困难，而对政策有较深理解的牧户则可能更容易调整其放牧策略以适应新的政策环境。因此，在制定政策时，需要加强对牧户的政策宣传和教育，提高他们对政策的理解和接受度，从而促进适应能力的提升。同时，政策的实施方式也需要更加灵活和包容，以适应牧户的不同需求和能力，避免一刀切的政策设计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牧区社会中，协同网络的形成和运作还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例如，牧户之间的互惠和信任关系可能在构建和维持协同网络中起到关键作用，而缺乏这种关系的牧户可能在合作中面临更多的障碍。因此，在政策设计中，需要考虑到牧区社会的文化背景和传统，通过尊重和维护现有的互惠和信任机制，来促进协同网络的形成和运作。同时，政策的实施也需要更加注重社会互动和合作，而不是仅仅依赖于正式的制度安排，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牧区社会的实际情况。

最后，本研究强调了协同网络在牧区社会中的重要性，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通过构建与集体困境性质相契合的协同网络，可以有效提升牧户的适应能力，促进资源保护与生计可持续性的双重目标的实现。同时，还需要采取措施来减轻潜在网络极化带来的不利影响，确保所有牧户都能在协同网络中获得公平的信息和资源，从而共同应对政策变化和环境挑战。这些政策建议不仅对青藏高原牧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对其他面临类似挑战的牧区社会具有普遍的适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