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社区会退出：对中国农村地区气候治理和可持续发展中参与障碍的多层次分析

《Sustainable Futures》：Why communities withdraw: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participation barriers in climate governa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rural China

本研究基于制度理论、社会资本理论、自我决定理论和生态现代化理论，通过质性多层级案例研究，揭示中国农村社区参与气候治理的结构性障碍与社会性困境。研究发现五大核心障碍：僵化的制度结构、不平等权力关系、薄弱的动机激励、政策与经济整合脱节以及有限的再参与机会。通过河南村庄的田野调查，证实权威环境主义与精英捕获机制导致参与异化，提出分权治理模型、社会资本重建策略和动机驱动的政策设计，为全球半威权语境下的可持续治理提供新范式。

　　在中国的农村社区中，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气候韧性是国家政策的重要目标。然而，尽管中国提出了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雄心勃勃的目标，农村社区在环境治理中的参与度却依然非常有限。这一现象不仅反映了政策执行中的结构性问题，也揭示了社会和心理层面的复杂挑战。本文通过深入的实地研究，探讨了影响农村社区参与气候与可持续发展项目的多重因素，并提出了更具包容性的治理模式，以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

### 一、农村社区在环境治理中的角色与挑战

农村社区在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和气候治理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它们不仅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应对气候变化最直接的受影响者之一。然而，由于历史上的边缘化、治理结构的集中化以及文化传统的影响，这些社区在参与环境治理的过程中常常处于被动地位。这种参与不足不仅削弱了政策的实施效果，也导致了治理机制的不平等，使政策难以真正回应地方需求。

国家层面的政策，如“碳中和”目标，虽然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和战略导向，但在基层却往往遭遇执行阻力。研究发现，许多农村居民对这些政策的理解和认同度不高，部分人甚至认为这些政策与自身生活无关。这种认知偏差源于多重因素：一是政策制定过程中缺乏对地方实际情况的充分考虑；二是农村社区在政策执行中缺乏话语权，导致政策效果与预期目标之间存在显著落差；三是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影响，使得部分农村居民对参与治理持保守态度，认为“参与”更多是形式而非实质。

此外，农村社区在面对环境治理时还面临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尽管国家层面有大量资金投入到农村环境改善项目中，但这些资源往往被集中于少数有影响力的家庭或个人手中，而非广泛惠及全体村民。这种“精英俘获”现象不仅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也削弱了农村社区的凝聚力和治理能力。

###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为了全面理解农村社区参与不足的原因，本文采用了多层级理论框架，整合了制度理论（INT）、社会资本理论（SCT）、自我决定理论（SDT）和生态现代化理论（EMT）。这些理论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农村参与障碍的复杂性。

制度理论关注的是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结构性障碍。在农村地区，政策往往由上级政府直接下达，缺乏地方层面的协商机制。这种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不仅削弱了地方社区的自主性，也导致了政策与地方现实之间的脱节。社会资本理论则强调社区内部的信任关系和互动网络对治理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社区的信任关系正在逐渐削弱，尤其是在村委员会与村民之间。这种信任缺失使得村民对治理过程缺乏认同感，从而降低了他们的参与意愿。

自我决定理论揭示了个人动机与环境治理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农村居民对环境治理的内在动机较弱，更多是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然而，这种外部激励往往缺乏持续性，导致参与行为流于形式。生态现代化理论则指出，环境治理必须与经济发展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性。然而，当前的政策往往忽视了这一点，导致环境目标与地方经济利益之间的冲突。

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了定性多层级案例研究设计，结合半结构化访谈、观察和文件分析，以确保数据的丰富性和多维性。研究团队在甘肃定西市通渭县的河南村进行了深入的实地调研，与村民、官员和社区领袖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此外，还对相关政策文件进行了分析，以了解国家层面的政策导向和地方执行的实际情况。

### 三、研究发现与分析

通过数据分析，本文识别出了五个关键的参与障碍：（1）制度结构的僵化；（2）权力关系的不平等；（3）动机激励的薄弱；（4）政策与经济目标的脱节；（5）再参与机会的匮乏。这些障碍相互交织，共同导致了农村社区在环境治理中的边缘化。

首先，制度结构的僵化是农村参与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许多农村地区，决策权集中在上级政府，地方社区几乎没有发言权。这种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不仅抑制了地方创新，也削弱了政策的适应性。此外，制度的不透明和缺乏反馈机制进一步加深了村民对政策的不信任，使得他们对参与治理持消极态度。

其次，权力关系的不平等加剧了农村社区的边缘化。在许多情况下，村内的资源和信息掌握在少数精英手中，这些精英往往通过经济实力和文化影响力巩固其地位。村民在这种权力结构中处于被动地位，难以影响政策走向。研究发现，一些村民选择通过非正式渠道表达意见，如私下向村委员会成员抱怨，而不是公开参与决策过程。这种策略虽然在短期内有效，但长期来看难以改变系统性问题。

第三，动机激励的薄弱使得村民对环境治理缺乏兴趣。许多村民认为，环境治理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关系不大，因此不愿意积极参与。然而，一些政策的实施却依赖于外部激励，如经济补贴或奖励机制。这种依赖不仅削弱了村民的自主性，也导致他们对政策的长期效果持怀疑态度。

第四，政策与经济目标的脱节使得环境治理难以落地。一些政策虽然旨在促进生态可持续性，但并未充分考虑农村经济的实际需求。例如，一些农业转型政策忽视了农民的生计问题，导致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抵触情绪。这种脱节不仅影响了政策的有效性，也削弱了农村社区对治理的认同感。

最后，再参与机会的匮乏使得农村社区难以重新融入环境治理。许多村民在参与过程中感到无助和被忽视，因此选择退出。这种退出行为在短期内可能减少冲突，但长期来看会导致治理效果的持续下降。此外，一些政策的实施方式过于依赖个人关系，而非制度化的信任机制，使得参与变得更加不稳定。

### 四、政策建议与实践路径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了多项政策建议，以促进农村社区的积极参与。首先，建议推动治理结构的去中心化，赋予村委员会更多的决策权。这种去中心化的模式不仅可以增强地方社区的自主性，也有助于政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其次，建议通过建立包容性的讨论平台，重建社区信任。例如，可以利用传统节日和文化活动作为环境治理的切入点，增强村民的归属感和参与感。

第三，建议在政策设计中融入自我决定理论的原则，确保村民的自主性、能力和归属感。这可以通过提供培训机会、建立激励机制和增强社区之间的联系来实现。例如，组织可持续农业培训项目，不仅可以提升村民的技术能力，也有助于他们对环境治理的理解和认同。

第四，建议将地方生态知识和经济需求纳入政策设计中。这种做法不仅能够提高政策的针对性，也有助于增强村民的参与意愿。例如，在农业社区中推广传统耕作方式与现代可持续技术的结合，可以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此外，本文还强调了建立反馈机制的重要性。通过定期与村民沟通，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反馈，可以不断优化政策设计，提高其适应性和有效性。同时，建议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合作，共同推动农村环境治理。这种合作不仅可以弥补单一治理模式的不足，也有助于形成更广泛的共识。

###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的研究表明，农村社区在环境治理中的参与不足是一个系统性问题，涉及制度、社会和心理等多个层面。通过去中心化的治理模式、重建社区信任、增强内在动机和整合地方生态知识，可以有效促进农村社区的积极参与。然而，这一过程需要长期的努力和系统的改革，不能急于求成。

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拓展地理范围，纳入更多不同类型的农村社区，以验证本文的发现是否具有普遍性。此外，应结合定量方法，如大规模调查，以提高研究的严谨性和说服力。同时，应关注女性、青年和少数民族等群体的参与情况，确保政策的包容性和公平性。最后，应采用纵向研究方法，追踪农村社区参与的变化，以更好地理解治理机制的演变过程。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希望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推动农村环境治理的包容性和有效性。只有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充分考虑农村社区的需求和能力，才能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和气候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