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埃及学？——欧洲中心主义视角下古埃及丧葬宗教研究的解构与重构

《Antiquity》：Decolonising ancient Egypt?

本文评述了Rune Nyord与Alice Stevenson的两部新作，探讨埃及学领域如何解构殖民遗产。研究揭示了欧洲学者如何将基督教价值观投射于古埃及丧葬观念，形成"追求永生"的经典范式，并提出通过当代艺术介入打破知识等级，为埃及学提供去殖民化路径。

　　

当欧洲探险家首次闯入古埃及的金字塔时，他们携带的不仅是测量工具，还有一整套基督教世界观。数百年来，西方学者始终将古埃及丧葬习俗解释为对"永生"的追求，这种根深蒂固的解读模式正是Rennan Lemos在《Antiquity》发表的这篇书评中所要解构的核心问题。作为考古学领域的重要评述，本文通过剖析两部2025年出版的新著，揭示了埃及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殖民性思维定式。

研究背景凸显了古典学与埃及学共同面临的学科危机。正如McCoskey(2012)和Padilla Peralta(2022)所指出的，这些学科自诞生之初就与欧洲殖民主义紧密交织，通过将古希腊罗马的"文明-野蛮"二分法投射到古代材料上，为欧洲优越论提供学术依据。在埃及学领域，尽管有Reid(2002)和El Daly(2005)等学者早期的批判性研究，但殖民遗产仍然使得埃及本土学者在理论建构中的贡献被系统性忽视。

Nyord的《渴望永生》采用了思想史的研究方法，系统追溯了从中世纪到现代欧洲对古埃及丧葬宗教的解读变迁。通过分析希罗多德(Herodotus)和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等古典作家的记载，以及11世纪以来关于木乃伊治疗功效的记载，Nyord发现尽管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重大思想变革，欧洲对古埃及丧葬观念的核心理解却保持惊人稳定。这种稳定性体现在学者们持续将基督教中的"灵魂""复活""末日审判"等概念强加于古埃及材料，即使1822年象形文字破译后，这种思维模式也未曾改变。

关键案例揭示了知识建构的连续性。18世纪学者Pococke提出木乃伊化的目的是让死者 resemble Osiris（类似奥西里斯），这一观点在2013年对图坦卡蒙木乃伊的研究中仍被作为权威解释。Nyord指出，当前学术界和媒体中流行的"死后审判"范式，实际上直接源自16-17世纪欧洲学者的基督教化解读，只是后来获得了更多经验材料的支撑。

然而Lemos批评Nyord的研究存在明显局限：虽然揭示了思想传承的脉络，却未能将这些观念与欧洲殖民扩张的历史背景相联系。从1550年巴利亚多利德辩论(Valladolid Debate)对美洲原住民灵魂归属的讨论，到17世纪"普遍历史"中将古埃及或视为智慧源泉或贬为堕落典范的二元叙事，欧洲对古埃及的解读始终与殖民统治需要密切相关。这种知识生产模式正是秘鲁社会学家Anibal Quijano所称的"殖民性"(coloniality)——一种肇始于1492年哥伦布抵达美洲的全球不平等结构。

Stevenson的《当代艺术与古埃及展示》则从实践层面探索了去殖民化路径。通过分析英国、意大利和德国博物馆的案例，作者提出了当代艺术与古埃及文物并置的五种模式：灵感(inspiration)、插入(insertion)、干预(intervention)、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ity)和发明(invention)。其中最具潜力的是艺术干预，特别是来自全球南方(Global South)艺术家的创作，如埃及艺术家Sara Sallam通过艺术实践"解构自己古代遗产的异国情调化，重获祖先的表征权"。

研究方法上，两位作者分别采用了思想史梳理和博物馆民族志调查。Nyord通过系统分析从古典时期到现代的文献资料，追踪特定观念（如"心脏称重"仪式）的演变过程；Stevenson则基于策展人访谈和展览分析，探讨艺术介入对博物馆叙事的影响。

研究结果部分，Nyord的发现可归纳为三个核心结论：

1. 1.
   欧洲对古埃及丧葬宗教的理解具有超乎想象的连续性，当前主流范式实质上是基督教观念的变体
2. 2.
   象形文字的破译并未改变解释范式，只是为既定观念提供了更多经验支撑
3. 3.
   埃及学的操作方法本质上是累积性、归纳性和描述性的，这强化而非挑战了殖民知识体系

Stevenson的研究则表明：

1. 1.
   20世纪初艺术主要影响埃及学的审美取向，而后期则发展为批判性介入
2. 2.
   跨学科合作可能隐含知识等级，而非平等对话
3. 3.
   全球南方艺术家的创作能直接挑战殖民认识论，无需经过学术体制的"驯化"

在讨论部分，Lemos强调真正的去殖民化必须触及认识论核心。引用Walsh(2014)的观点，学者需要"在结构性不平等的裂缝中学习思考"，而非仅满足于史学批判。这意味着埃及学不能止步于承认殖民历史，而应主动与长期被边缘化的知识体系对话。

这项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为古典研究提供了具体的去殖民化方法论。Nyord的著作虽然存在历史语境分析的不足，但清晰揭示了学科概念框架的殖民根源；Stevenson则通过艺术实践表明，打破博物馆和学术界的知识垄断是可能的。两者的结合指向了一个更根本的转变：从知识生产的等级制度转向平等互动的认识论民主化。

正如Lemos在文末所指出的，这两部著作共同推动了当前学术界的"去殖民化追求"。它们表明，埃及学乃至整个古代世界研究的革新，不仅需要批判性史学分析，更需要创造性的认识论干预。只有当学者们勇于走出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式，在平等对话中重新想象古代 past，才能真正实现知识的 decolonizing（去殖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