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文化：大洛杉矶地区电气化进程中的政治博弈与视觉建构研究

《Enterprise & Society》：Cultures of Power: Electrification, Politics, and Visibility in Greater Los Angeles

《Enterprise & Society》推荐：为解决技术社会显著性演变机制问题，Joshua Lappen开展大洛杉矶地区1882-1969年电气化研究，提出"技术可见性"分析框架，揭示电力系统与城市形态协同演化规律，突破传统"创新中心论"，为基础设施研究提供新范式。

　　

当夜幕降临洛杉矶，数以万计的街灯将这座城市点缀成星河，这些照亮现代生活的电力系统，却有着一段被遗忘的激烈博弈史。在《Enterprise & Society》最新发表的克罗斯奖获奖论文中，历史学者Joshua Lappen通过"权力文化：大洛杉矶地区电气化、政治与可见性"研究，揭示了1882至1969年间电力如何从新奇技术演变为社会基础设施的历程。

与传统认知不同，大洛杉矶地区的特殊性在于其城市化与电气化进程完全同步。这种时空重叠使得电力网络不仅改变了城市形态，其本身也成为政治斗争、文化表达和社会认同的载体。研究突破性地提出"技术可见性"分析框架，从物质文化显着性、符号内涵丰富度和政治媒介地位三个维度，解构电力技术在社会认知中的变迁轨迹。

为追溯这段跨越87年的演变史，研究采用多源证据交叉验证法。首先系统梳理了大洛杉矶地区两大主导电力公司——南加州爱迪生公司和洛杉矶水电部(DWP)的档案文献，同时调取洛杉矶公共图书馆、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及区域内六个城市的政府档案。通过分析政治家、公用事业高管、记者等个人文书，揭示工程决策背后的意识形态博弈。尤为创新的是，研究团队运用历史地理信息系统(HGIS)技术，结合工程图纸、建筑草图与历史照片，重建了电力基础设施的空间分布与视觉影响。

电力可见性制度的形成与瓦解

研究显示，大洛杉矶地区电力可见性制度的确立始于1882年元旦，当洛杉矶市安装首批七盏路灯时，地产投机商就敏锐地将电力转化为空间分异工具。由于缺乏煤炭资源，本地工程师被迫创新性地发展远距离输电技术，使水电成为区域特色。到1905年，电力已与水资源形成"水即生命，电即权力"的象征联结，欧文斯河引水工程更将电力推入政治辩论中心。

可见性制度的成熟阶段(1905-1945)表现为电力成为政治表达媒介。市政官僚与电力公司围绕水电控制权展开角逐，促使"市政所有权使徒"将技术设计政治化，打造出全球最大市政电力系统。与此同时，电影业和石油业通过大规模用电建立企业身份，普通民众则通过电气化建筑、霓虹灯标牌等日常选择，共同强化电力在文化中的核心地位。

战后可见性制度的解体源于三重冲击：市政电力部门的政治去动员化、汽车文化取代有轨电车网络、光化学烟雾危机引发的环保压力。1940年代末，改革派市长与私有电力利益联盟削弱了洛杉矶水电部的政治机器，新任领导层改用收益债券融资模式，使电力议题逐渐退出选举议程。南加州爱迪生公司则将焦点转向劳工问题和反共宣传，放弃地方所有权辩论。

烟雾危机成为转折点，当1952年研究证实烟雾主要成分为臭氧(O₃)时，电力公司被归入"污染者"范畴，促使其探索系统隐蔽化策略。到1969年，有意设计的不可见性制度已然形成，电力真正转化为"基底型"基础设施。

空间生产与身份政治

研究发现电力系统深刻参与了大洛杉矶的空间生产。输电线路、有轨电车网络和电动水泵跨越山脉水系，将五个县的土地整合为统一社会经济体，塑造出"安吉莱诺"地域认同。更值得注意的是，电力成为种族与阶级隔离的工具——白人社区通过照明差异实施"光明隔离"，建立种族现代性想象。

在技术路径方面，由于缺乏主流电力集团干预，本地工程师构建了依赖水电和长距离输电的异质系统。这种技术异质性反过来驱动了分散式居住模式和地下水农业，使南加州成为输电工程国际中心。

结论与启示

研究表明，技术的社会显着性并非自然衰减的结果，而是制度激励、文化实践和政治斗争共同作用的产物。电力可见性制度的确立需要多方行动者的共谋，而其解体则源于利益联盟的破裂。该研究不仅重构了大洛杉矶的能源史，更提供了解读技术社会生命周期的分析工具，对当代新能源转型中的公众参与、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启示。正如Lappen所指出的，当今天我们讨论智能电网或可再生能源时，仍需警惕技术决定论陷阱，关注社会选择如何塑造能源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