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气候危机：2016年之后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的媒体恐慌煽动与政府对气候抗议者的压制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Policing the Climate Crisis: Media Fearmongering and State Repression of Climate Protesters in Australia,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thin the Post-2016 Conjuncture

气候变化抗议与污名化机制研究。本文基于霍尔conjunctural分析框架，考察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主流媒体对气候抗议事件的表征，揭示政治精英、媒体与执法机构如何通过"恐怖主义""无理取闹"等标签将抗议者建构为"国家威胁"。研究发现，媒体通过聚焦抗议者经济地位、年龄性别特征及法律程序，将环境正义运动纳入国家安全的政治经济叙事，其污名化机制与1970年代英国"抢劫危机"的媒体政治存在结构延续性。研究发现：气候抗议报道存在三重模式（经济破坏/公共秩序/文化冲突），精英话语占据78.6%的叙事空间，青年女性成为主要污名化对象。

　　### 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环境保护和气候正义的斗争正变得越来越激烈，这种斗争不仅体现在街头的抗议活动中，还体现在法庭上通过一系列诉讼来维护环境权益或重新定义人权法。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气候诉讼为保护自然和重新诠释人类权利提供了重要的法律工具。然而，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针对环保抗议者的执法和法律手段也愈发激进。特别是在2016年之后，许多国家开始出台新的法律，以更严厉的方式规范环保抗议活动，甚至将某些抗议行为定义为非法。这种趋势反映了更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变化，也揭示了国家如何通过法律手段来压制那些挑战化石燃料扩张的群体。

### 警察与危机的象征化

在这些抗议活动中，执法机构和媒体扮演了关键角色。通过制造一种“危机”氛围，政府和企业合作利用法律系统来合理化对环保抗议者的打压。这种做法在当代社会尤为明显，尤其是在2016年之后，随着全球范围内气候抗议活动的激增，政府和企业开始更加频繁地将抗议者描绘为威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极端分子”或“恐怖分子”。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往往强化了这种叙事，使得抗议者的行动被视为“扰乱社会秩序”或“违反法律”，从而为更严厉的执法提供了正当性。

### 联邦与地方的协同作用

这种趋势并非孤立发生，而是与联邦和地方政府的联合行动密切相关。在澳大利亚，自2023年以来，多个州和领地出台了新的法律，扩大了警察的权力，并对环保抗议者施加了更重的惩罚。这些法律不仅针对抗议者的具体行为，还试图通过法律手段将抗议者与“社会正常秩序”对立起来。类似地，在加拿大，随着对化石燃料基础设施扩张的支持，反恐法律被用来镇压原住民的环保抗议活动。而在美国，特朗普政府通过行政命令加速了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的建设，并将抗议者描绘为“国内敌人”，以正当化对他们的打压。

### 新闻媒体的象征性角色

新闻媒体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对抗议者的报道和评论，媒体不仅塑造了公众对抗议活动的认知，还影响了法律和执法机构的决策。媒体经常使用“极端分子”、“破坏者”等标签，将抗议者与社会主流价值观对立起来。这种象征性的描绘不仅强化了对抗议者的负面形象，还为政府和企业联合执法提供了舆论支持。例如，在美国，媒体对“绿色新法案”（Green New Deal）的支持者进行了大量报道，将他们描绘为“激进分子”或“社会主义者”，从而为他们贴上“不爱国”的标签。

### 具体案例分析

在澳大利亚，我们分析了两个重要的环保抗议活动：2022年悉尼的“封锁澳大利亚”抗议和2024年新州的“上升潮”抗议。这两个事件都引发了大规模的逮捕行动，且媒体在报道中普遍将抗议者描绘为“扰乱社会秩序”的人。在“封锁澳大利亚”抗议中，抗议者使用车辆和锁链阻断交通，而媒体则强调这些行为对社会造成的“不便”和“威胁”。在“上升潮”抗议中，抗议者使用小船和皮划艇封锁港口，媒体则将这些行为描述为“激进”和“危险”。

在加拿大，我们关注了对“海岸天然气连接管道”（Coastal GasLink Pipeline, CGL）的抗议活动。这些抗议活动由原住民发起，旨在阻止管道的建设，因为管道经过他们的传统领地。然而，政府和企业却将这些抗议者视为“法律和秩序”的威胁，并通过媒体宣传来强化这种观点。媒体经常引用政府官员和企业代表的言论，强调管道建设的经济利益，而忽视原住民的声音。这种做法不仅削弱了原住民的抗议合法性，还为执法机构的行动提供了舆论支持。

在美国，我们分析了2018年民主党代表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在国会大厦组织的“日出运动”（Sunrise Movement）的静坐抗议，以及2023年支持巴勒斯坦的气候正义抗议活动。这些抗议活动在媒体上被广泛报道，但往往被描绘为“激进”和“反美”的行为。媒体不仅强调抗议者的行为对社会秩序的破坏，还通过引用政治人物的言论，将抗议者与“不道德”和“反民主”的形象联系起来。

### 媒体如何塑造公众认知

媒体在塑造公众对抗议活动的认知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通过对抗议者的报道，媒体不仅影响了公众对抗议活动的看法，还影响了法律和执法机构的决策。媒体经常使用“极端分子”、“破坏者”等标签，将抗议者与社会主流价值观对立起来。这种做法不仅强化了对抗议者的负面形象，还为政府和企业联合执法提供了舆论支持。例如，在澳大利亚，媒体经常将抗议者描述为“扰乱社会秩序”的人，而在加拿大，媒体则强调抗议者对经济发展的威胁。在美国，媒体则将抗议者描绘为“激进分子”或“社会主义者”，从而为他们的逮捕和起诉提供了正当性。

### 比较分析

通过对这三个国家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媒体在不同国家对环保抗议者的报道存在一定的共性。媒体普遍将抗议者与“社会正常秩序”对立起来，并通过引用政治人物和企业代表的言论，强调抗议者对经济和社会的威胁。然而，不同国家的媒体在报道方式上也存在差异。在澳大利亚，媒体更倾向于将抗议者描述为“扰乱社会秩序”的人，而在加拿大，媒体则强调抗议者对经济发展的威胁。在美国，媒体则更加强调抗议者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 媒体与政治经济的互动

媒体不仅反映了政治经济的变化，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些变化。通过对抗议者的报道，媒体为政府和企业联合执法提供了舆论支持，从而强化了对环保抗议者的打压。这种互动不仅体现在媒体的报道中，还体现在媒体对法律和执法机构的报道上。媒体经常引用法律和执法机构的言论，强调抗议者的行为对法律和秩序的破坏，从而为他们的逮捕和起诉提供了正当性。

### 结论

综上所述，新闻媒体在塑造公众对环保抗议活动的认知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通过对抗议者的报道和评论，媒体不仅影响了公众对抗议活动的看法，还影响了法律和执法机构的决策。媒体普遍将抗议者与“社会正常秩序”对立起来，并通过引用政治人物和企业代表的言论，强调抗议者对经济和社会的威胁。这种做法不仅强化了对抗议者的打压，还为政府和企业联合执法提供了舆论支持。在当前的全球政治经济背景下，这种趋势值得深入研究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