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症性肠病假性息肉内异型增生频率的前瞻性研究：挑战传统观念与内镜监测策略新启示

《Journal of Crohn's and Colitis》：Frequency of dysplasia in endoscopically resected pseudopolyps in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s

本研究针对炎症性肠病（IBD）患者假性息肉传统上被视为良性病变的认知局限，通过前瞻性队列设计系统评估了内镜下切除的假性息肉样病变的异型增生发生率。研究发现12.1%的病变存在异型增生（包括传统腺瘤、IBD相关异型增生等），并首次明确异质性隐窝形态（OR=4.50）和无溃疡表现（OR=0.093）为独立预测因子。这一结果颠覆了假性息肉绝对安全的固有认知，为优化IBD相关结直肠癌筛查策略提供了关键循证依据。

　　

在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漫长的病程中，结肠黏膜反复经历着炎症损伤与修复的循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假性息肉（pseudopolyps），长期以来被医学界视为炎症愈合后遗留的良性"疤痕"，如同皮肤伤口愈合后留下的印记。然而，近年来一些回顾性研究开始质疑这一传统认知，提示这些看似无害的息肉样病变可能暗藏玄机——或是本身孕育着癌前病变（异型增生，dysplasia），或是掩盖了真正的肿瘤性病灶。这种不确定性为IBD患者的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 CRC）筛查带来了巨大挑战。

面对这一临床困境，由Elena De Cristofaro和Giovanni Monteleone领衔的研究团队在《Journal of Crohn's and Colitis》上发表了一项前瞻性研究，旨在系统评估IBD患者内镜下切除的假性息肉样病变中异型增生的真实发生率，并探索预测异型增生的临床及内镜特征。这项研究不仅挑战了长期以来的医学教条，更可能重新定义我们对IBD患者癌变风险管理的理解。

研究人员采用前瞻性单中心观察性研究设计，纳入2023年6月至2025年3月期间在意大利Tor Vergata大学医院接受结肠镜检查的IBD患者。研究严格限定由三位经验丰富的内镜专家（每人完成>1000例结肠镜检查且腺瘤检出率≥25%）进行操作，确保评估的一致性。所有被内镜医生宏观判断为假性息肉的病变均被完全切除并进行详细组织学分析。

技术方法上，研究采用高清晰度内镜系统（CFHQ1100, CFH190, CFH185; Olympus）进行病变评估，结合白光、染料染色内镜和虚拟染色内镜（NBI）技术对隐窝形态进行标准化描述（分为均质性和异质性）。病变切除采用标准息肉切除术或内镜下黏膜切除术（EMR），冷热圈套器根据病变特点选择。组织学分析采用全面包埋和多层次切片技术，疑难病例辅以p53、Ki-67等免疫组化标记并由两位胃肠病理专家共同确认诊断。

研究结果

患者与病变特征：在910例结肠镜检查中，165例（18.1%）发现假性息肉，其中124个病变来自98例患者被完全切除并纳入分析。患者平均年龄53.2岁，中位IBD病程长达228个月，76例（78%）为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 UC）。大多数患者处于临床缓解或轻度活动期。

病变内镜特征：切除的假性息肉中，114个（92%）为息肉样，10个（8%）为非息肉样；48%位于左半结肠，中位大小8毫米。38%的病变存在表面溃疡，18%呈现异质性隐窝形态。

组织学发现与误分类率：关键发现是，15个（12.1%）假性息肉样病变中存在异型增生。具体而言，8个（53.3%）为传统腺瘤（其中1例为黏膜内癌/高级别异型增生），4个为伴有异型增生的增生性息肉，3个为IBD相关异型增生病变。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异型增生均局限于切除病变内部，周围黏膜活检均为阴性。

异型增生预测因素：多变量逻辑回归分析显示，异质性隐窝形态使异型增生风险增加4.5倍（OR=4.50; 95% CI: 1.27-15.9），而存在溃疡则与较低异型增生风险相关（OR=0.093; 95% CI: 0.01-0.77）。非息肉样形态虽在单变量分析中呈现趋势（OR=3.64），但多变量分析中未达统计学意义。

研究结论与讨论

这项研究的重要发现在于，它首次通过前瞻性设计证实了相当比例（12.1%）内镜下诊断为假性息肉的病变实际上含有异型增生成分。这一发现挑战了假性息肉纯属良性后遗症的固有认知，支持了假性息肉可能参与IBD相关癌变过程的新观点。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超过一半的异型增生病变被诊断为传统腺瘤，提示IBD患者中假性息肉样病变可能包含散发性肿瘤，而不仅仅是炎症相关异型增生。这一发现对临床实践具有重要启示：IBD患者的息肉样病变需要更加个体化的评估策略。

研究确定的两个独立预测因子——异质性隐窝形态和无溃疡表现，为内镜医生提供了实时识别高风险病变的实用工具。在当前指南仅建议切除"可疑"病变的背景下，这一发现支持对特定特征的假性息肉采取更积极的切除策略。

研究的另一重要发现是异型增生的局灶性本质——所有病例中异型增生均局限于切除病变内，周围黏膜未见异常。这强调了完全切除而非活检取样在评估假性息肉中的重要性，因为局灶性异型增生很容易在单点活检中被遗漏。

然而，研究者也客观指出了研究的局限性：单中心设计、内镜医生主观决定哪些假性息肉需要切除可能引入选择偏倚、异型增生事件数量有限影响统计效能、缺乏分子 profiling 和长期随访数据等。这些局限为未来研究指明了方向。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这项研究凸显了当前IBD内镜监测面临的挑战。常规使用的Kudo分型和窄带成像（NBI）等技术在炎症背景下区分肿瘤与非肿瘤病变的准确性有限，而即使是染料染色内镜（SCENIC共识推荐的标准）在评估结构扭曲的假性息肉时也可能力不从心。

该研究的临床意义深远，它呼吁重新评估当前IBD监测策略，特别是对假性息肉的处理原则。未来需要多中心前瞻性研究验证这些发现，并探索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等技术在提高风险分层准确性方面的潜力。

总之，De Cristofaro等人的研究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重新审视IBD假性息肉生物学意义的窗口。这些看似平凡的炎症后遗迹，可能远比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