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族裔人群中高敏C反应蛋白与心血管事件的关联：HELIUS研究揭示南亚人群炎症风险评估的独特性

《Europe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Cardiology》：High-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 and cardiovascular events in a multi-ethnic cohort: the HELIUS study

本研究针对高敏C反应蛋白（hsCRP）在心血管疾病风险预测中是否存在族裔差异这一临床难题，通过对荷兰HELIUS队列14,663名欧洲、非洲和南亚裔参与者进行8.8年随访。研究发现，尽管南亚人群hsCRP浓度最高（1.6 mg/L）且心血管事件发生率加倍，但其hsCRP水平与事件风险无显著关联（HR 1.04, 95%CI 0.97-1.14），而欧洲和非洲人群则显示明确关联（HR分别为1.08和1.09）。这一结果挑战了hsCRP通用临界值（2 mg/L）在南亚人群的适用性，为精准化心血管风险评估提供了重要循证依据。

　　

当医生们试图预测一个人未来发生心脏病或中风的风险时，常常会检测血液中的高敏C反应蛋白（high-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 hsCRP）水平。这个指标就像身体内部炎症的"警报器"，其数值越高，通常意味着心血管疾病风险越大。目前国际指南将hsCRP≥2 mg/L作为需要干预的临界值，但这个标准主要基于对白种人群的研究。现实世界中的城市人口往往由不同族裔构成，而南亚裔人群恰恰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发群体，他们是否适用同样的标准？这个疑问促使阿姆斯特丹大学医学中心的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大规模多族裔研究。

为了解答这个临床难题，研究人员利用了HELIUS（HEalthy Life In an Urban Setting）队列，这是荷兰阿姆斯特丹地区一项重要的多族裔人群健康研究。他们纳入了14,663名没有心血管疾病史的参与者，包括欧洲裔（主要是荷兰人）、非洲裔（苏里南非洲裔、加纳裔、摩洛哥裔）和南亚裔（苏里南南亚裔）人群。通过测量基线hsCRP水平，并链接国家死亡登记和医院住院数据库，研究人员追踪了这些参与者8.8年内的心血管事件发生情况，包括心肌梗死、缺血性中风、冠脉血运重建和全因死亡。

关键研究方法包括多族裔队列设计、标准化生物标志物检测和长期临床结局追踪。研究团队采用罗氏Cobas 702c分析仪定量检测hsCRP，排除>10 mg/L的急性炎症病例，并通过统计学方法调整年龄、性别、体重指数（BMI）、吸烟状况等多重混杂因素。通过Cox比例风险模型评估hsCRP与心血管事件的关联强度。

hsCRP浓度存在显著族裔差异

研究发现，不同族裔人群的基线hsCRP浓度存在明显差异。南亚裔参与者的中位hsCRP水平最高（1.6 mg/L），显著高于非洲裔（1.3 mg/L）和欧洲裔（1.0 mg/L）人群。更令人关注的是，41%的南亚裔参与者hsCRP超过2 mg/L的临界值，而欧洲裔和非洲裔的这一比例分别为27%和35%。这种差异在校正年龄、性别、BMI等影响因素后仍然存在，提示族裔可能是影响hsCRP水平的独立因素。

心血管事件发生率南亚裔最高

在平均8.8年的随访期间，共记录了568起心血管事件。南亚裔人群的事件发生率最高（每1000人年6.92起），几乎是欧洲裔（3.89起）和非洲裔（3.76起）的两倍。这一发现与既往研究一致，确认了南亚裔人群在心血管疾病方面的特殊脆弱性。

hsCRP预测价值存在族裔特异性

最关键的发现是hsCRP对心血管事件的预测能力因族裔而异。在欧洲裔和非洲裔人群中，hsCRP≥2 mg/L与较低的无事件生存率显著相关（风险比分别为1.62和1.45）。hsCRP每增加1 mg/L，欧洲裔和非洲裔人群的心血管事件风险分别增加8%和9%。然而，在南亚裔人群中，无论使用2 mg/L的临界值还是连续变量，hsCRP均未显示与心血管事件的显著关联。

研究结论与临床意义

这项发表在《Europe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Cardiology》的研究得出了颠覆性结论：虽然南亚裔人群具有最高的hsCRP水平和心血管事件发生率，但hsCRP在这一人群中并不能有效预测心血管风险。这一发现挑战了当前心血管风险评估中"一刀切"的炎症生物标志物策略。

研究人员在讨论中提出了几种可能解释：南亚人群的心血管风险可能较少依赖炎症机制；或者NLRP3-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 IL-6）通路在该人群中过度激活，导致hsCRP≥2 mg/L的预测价值降低；也可能是其他炎症通路如Toll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s, TLR）信号通路或前蛋白转化酶枯草溶菌素9（proprotein convertase subtilisin/kexin type 9, PCSK9）通路发挥了更重要作用；此外，脂蛋白(a)（lipoprotein(a), Lp(a)）的促炎作用也可能贡献了额外风险。

这项研究的临床意义深远。随着针对残余炎症风险的抗炎疗法（如白细胞介素-6抑制剂、NLRP3抑制剂）的研发推进，准确识别真正需要这些治疗的患者变得至关重要。本研究强烈提示，对南亚裔人群的心血管风险评估可能需要不同于hsCRP的生物标志物，或者需要族裔特异性的临界值。这为精准医疗在心血管疾病预防中的应用提供了重要依据，呼吁未来研究探索更适合多族裔人群的炎症风险评估工具。

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包括相对年轻人群导致的事件率较低、未能涵盖所有社会经济 confounding factors、南亚裔样本量相对较小以及缺乏其他炎症生物标志物的对比数据。然而，这些不足恰恰指明了未来研究的方向，包括在更大规模的多族裔队列中验证发现，以及探索替代炎症生物标志物在南亚人群中的预测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