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语言政策框架下聋儿语言决策的重构：基于优势视角的双模态双语发展研究

《The Journal of Deaf Studies and Deaf Education》：Reframing language decisions for d/Deaf children through family language policy

本刊推荐：为解决聋儿家庭在人工耳蜗植入后面临的语言决策压力和专业建议冲突问题，Kathleen E. McMenamin研究员开展了基于家庭语言政策(FLP)框架的沟通决策研究。研究提出将双语/双模态方法作为尊重家庭价值观的实践路径，强调语言模态并非发展结果的决定因素，而持续丰富的语言输入才是关键。该研究为聋儿家庭提供了基于生态系统理论的非处方性决策支持模型。

　　

当新生儿听力筛查技术日益普及时，越来越多的聋儿家庭在婴儿期就面临着至关重要的语言道路选择。这种选择往往被简化为非此即彼的二元命题：是全力发展听觉口语能力，还是优先掌握手语视觉语言？更令人焦虑的是，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常常给出相互矛盾的建议——听力学家可能强调听觉口语的适应性优势，而聋人文化倡导者则更注重手语带来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归属。在这种高压决策环境下，许多家庭犹如在迷雾中摸索，既担心错过语言发展的关键期，又忧虑自己的选择会限制孩子未来的可能性。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表于《The Journal of Deaf Studies and Deaf Education》的研究论文为我们带来了全新的视角。该研究引入家庭语言政策(Family Language Policy, FLP)作为理论框架，将关注点从“哪种方式更好”转向“什么对每个独特家庭最有意义”，从根本上重构了聋儿语言决策的讨论范式。

研究团队主要采用了文献综述和理论建构的方法，通过对双语发展研究、家庭语言政策领域以及作者前期实证研究(McMenamin, 2019)的综合分析，建立了适用于聋儿家庭的语言决策支持框架。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研究还借鉴了新西兰毛利语复兴运动的成功经验，为听力父母学习手语提供了有力的实践参考。

研究结果从多个维度揭示了双语/双模态方法的科学基础和实践价值：

双语发展的神经认知机制

研究指出，双语儿童在词汇习得速度上可能呈现语言间差异，但其总概念词汇量与单语同伴相当。这一发现对聋儿语言发展具有重要启示：当我们将双语原则延伸至不同模态的语言组合时，发现语言发展的关键不在于模态本身，而在于语言输入的质量和一致性。双语/双模态儿童能够通过语码混合(code-blending)等独特策略，同时利用听觉和视觉通道接收语言信息，这种并行处理能力反而可能促进语言理解。

家庭语言政策的生态框架

FLP框架深刻认识到，家庭语言决策远非单纯的技术选择，而是受到文化认同、社会背景、教育机会和主流文化建构等多重因素影响的复杂过程。该框架与Bronfenbrenner的生态系统理论和Vygotsky的共同建构概念高度契合，强调父母、儿童与更广泛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特别指出，在多数英语主导的社会中，学校系统对少数民族或传承语言发展的支持有限，这使得家庭成为语言传承的主要承担者。

实践应用的多元路径

研究通过具体案例说明了FLP原则如何转化为日常生活实践。例如，一个家庭可能在诊断后制定非正式FLP，将新西兰手语(New Zealand Sign Language, NZSL)和英语同时纳入日常活动。父母通过在线课程、社区夜校或“First Signs”等早期干预项目学习基础NZSL，聋人导师定期家访示范和支持语言使用。家庭还可能参加由聋人组织和引导的NZSL游戏小组，并联系当地聋人俱乐部。在家中，NZSL可用于洗澡时间、用餐时间和睡前故事，而英语则在游戏、学前班/学校及与扩展家庭互动时继续使用。

研究结论部分强调，FLP为家庭提供了一种灵活的、文化敏感的方法来理解人工耳蜗植入后的语言规划。它不再强调哪种沟通方法“最好”，而是以家庭的信念、价值观和可用资源为中心，允许在充满不确定性和高情感风险的时刻提供非处方性的、符合价值观的支持。

更重要的是，该研究指出了资源获取不平等这一关键问题。新西兰的最新研究表明，农村或服务不足地区的家庭往往由于获得NZSL教学或聋人社区网络的机会有限而默认仅使用口语路径。应用FLP框架有助于从业者识别和应对这些系统性障碍，促进现实和可持续的语言规划。

从更深层次来看，FLP将焦点从模态转向意义——关注语言决策对每个家庭的意义，以及专业人员如何以关怀和情境理解的方式支持这些决策。在FLP范式中构建沟通代表从结果驱动的决策向意义驱动实践的转变，强调家庭认同、关系过程以及共同构建反映每个家庭最重视内容的语言环境。

这项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其为实践和政策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对于从业者而言，支持家庭将双语/双模态方法视为灵活和不断发展的，而非固定的决策，并将其与家庭价值观和日常沟通需求联系起来。这包括规范口语和手语的共存，提供易于获取的学习资源，以及将家庭与能够在真实情境中示范语言使用的聋人榜样联系起来。

同时，研究呼吁加强早期干预提供者在FLP策略方面的培训。这种培训应包括促进与家庭就其语言价值观和目标进行反思性讨论，支持父母在日常生活中识别现实的双语或双模态常规，以及将家庭与聋人导师或社区资源联系起来。还可以指导提供者将手语接触纳入现有沟通计划，识别和尊重语言和文化多样性，并随时间推移协作记录语言决策。在这些领域建设提供者能力将有助于将FLP原则转化为一致的、以家庭为中心的实践。

最终，将FLP融入早期干预实践提供了一种基础的、非等级化的方式，帮助家庭做出既肯定又适应性的语言决策——减轻决策压力，促进儿童及其家庭的福祉。这项研究为聋儿家庭的语言决策提供了全新的理论框架和实践路径，其影响将远远超出学术讨论的范畴，真正惠及每一个面临语言抉择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