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数字连接与健康老龄化：互联网使用如何通过社交互动与隔离来影响主观幸福感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Digital connectivity and healthy aging in China: how Internet use shapes subjective well-being through social engagement and isolation

中国昆明6个社区518名老年人研究显示，互联网使用通过促进社会参与和减少社会孤立间接提升主观幸福感，验证了链式中介模型。基于社会支持理论，数字包容政策需强化技术适老化设计、社区数字素养教育和重点群体帮扶。

　　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年人群体的社会参与度和心理健康状况成为研究的重点。近年来，互联网的普及为老年人提供了新的社交渠道和信息获取方式，但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仍存在争议。一些研究表明，适度的互联网使用能够通过增强社会联系、获取健康信息和提供情感支持，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然而，也有研究指出，过度依赖互联网可能削弱面对面交流，进而导致孤独感和抑郁情绪的增加。因此，探索互联网使用如何通过社会参与和社会孤立等中介变量影响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对于制定有效的数字包容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基于社会支持理论，聚焦于云南省昆明市六个社区的518名60岁及以上老年人，分析了互联网使用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参与和社会孤立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当不考虑中介变量时，互联网使用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然而，当引入社会参与和社会孤立作为平行中介变量后，互联网使用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效应变得不显著，表明社会参与和社会孤立在其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这一结果揭示了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间接影响机制，即通过减少社会孤立和促进社会参与来提升幸福感。这一发现不仅深化了我们对互联网使用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理解，也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制定数字包容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在讨论部分，研究指出，尽管互联网使用在西方社会中通常表现出直接的正向效应，但在中国老年人群体中，其影响更多地通过社会参与和社会孤立的中介路径体现。这一差异可能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共同参与”的重视，以及结构性因素如户籍制度和城乡数字基础设施的不均衡。在中国，老年人往往更倾向于通过面对面的互动来获得情感支持，而互联网的使用只有在转化为实际的社会参与活动时，才能有效缓解社会孤立，进而提升幸福感。因此，单纯的互联网使用并不能直接带来幸福感的提升，其关键在于如何将数字技术融入老年人的日常社交和社区活动中，使其成为增强社会联系的工具。

此外，研究还指出了本研究的局限性。首先，数据为横断面设计，无法揭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未来研究应采用纵向追踪或经验采样方法来进一步验证。其次，样本可能存在自我选择偏差，那些愿意参与问卷调查的老年人可能更具备数字素养和经济条件，未来研究需要采用随机拨号或基于登记的抽样方法，以纳入更多非使用者和被动使用者。第三，研究未充分考虑文化相关的重要中介变量，如代际支持、认知功能和数字素养，这些因素可能在互联网使用与幸福感的关系中起到关键作用。第四，样本主要来自城市社区，缺乏对农村地区老年人的代表性，未来研究应扩展至偏远地区，探讨基础设施投资和数字素养培训对幸福感的影响。第五，研究未充分考虑个体差异和环境因素，如个性特征、视力障碍和慢性疾病，以及社区公共服务密度和民族身份等，这些因素可能在不同情境下调节互联网使用的效果。

基于上述发现，研究提出了三项政策建议。第一，推动适老化数字服务设计，要求所有面向公众的数字服务提供大字体、高对比度界面和简化导航，同时通过税收激励措施鼓励企业获得“老年友好型”认证。第二，将数字素养培训纳入社区健康中心、图书馆和乡镇文化站的公共服务体系中，强调视频通话、邻里微信群等社会功能，而非单纯的技术操作，以加速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第三，针对低使用率、高风险的老年人群体，如丧偶、农村或低收入老年人，开展有针对性的互联网接入支持和社区服务，补贴“银发大使”等角色，以提供持续的技术和社会支持，确保数字技术不会成为老年人社会排斥的新因素。

这些政策建议不仅有助于提升老年人的数字技能和使用能力，更强调了互联网在促进社会参与和缓解社会孤立方面的作用。通过增强老年人的社会联系，互联网使用能够成为改善其心理健康和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手段。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在技术设计、政策支持和社区服务等方面进行系统性的优化和调整，以确保数字技术真正服务于老年人群体的福祉，而不是加剧其社会隔离。同时，研究也提醒我们，在推进数字包容战略时，应充分考虑中国社会的文化特征和结构性差异，以制定更加符合本土实际的干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