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基于性别的歧视的明确和隐含信念

《Frontiers in Social Psychology》：Explicit and implicit beliefs about discrimination on the basis of sex

本研究采用隐性和显性测量评估性别歧视信念，发现女性在两种测量中均更常被视为歧视目标，但隐性信念较弱。社会人口学因素（性别、年龄、教育等）和性别主义机制（敌对、仁慈及转变性别主义）通过不同路径影响信念。敌对性别主义削弱信念，而仁慈性别主义在显性测量中增强信念，提示隐性与显性信念存在机制差异。研究强调了使用双重测量的重要性，并指出性别主义在维持性别不平等中的核心作用。

　　性别歧视是一种基于性别的不平等或不公平对待，它可能限制或剥夺某些群体的权益、资源和机会。这种现象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尤其在公共和私人领域中对女性造成的影响最为显著。女性不仅在法律上面临歧视，还在实际生活中经历着更为广泛和深远的不平等。例如，在职场中，女性可能面临较少的就业机会、较低的薪酬、较差的工作条件以及更高的职业不安全感，而在家庭和私人领域中，女性则可能受到与性别相关的限制，如在生育、性权利和家庭自主权方面的不平等对待。这些歧视行为不仅影响个体的日常生活，还可能对社会结构和性别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

当前的研究普遍关注人们对性别歧视的认知，但大多数研究主要依赖于显性测量，这可能受到社会期望偏差的影响。社会期望偏差是指人们在回答问题时倾向于表达符合社会规范或期望的答案，而不是他们真实的想法。因此，研究者们开始探索隐性测量方法，以减少这种偏差。隐性测量通常通过观察个体在特定任务中的反应速度和错误率来推断其内心的态度和信念。例如，隐性关联测试（IAT）可以揭示人们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对某些群体的刻板印象。然而，尽管已有研究使用隐性测量来评估性别歧视的信念，目前只有少数研究同时考察了隐性和显性测量结果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研究空白，通过结合显性和隐性测量方法，探讨性别歧视信念的预测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如何通过不同形式的性别歧视（如敌意性别歧视、善意性别歧视和转移性别歧视）发挥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女性在显性和隐性测量中都被认为是歧视的主要目标，但隐性测量中这种关联较弱。这可能意味着，尽管人们在意识层面承认性别歧视的存在，但在潜意识中，这种认知可能并不那么强烈。此外，研究还发现，敌意性别歧视与性别歧视信念呈负相关，而善意性别歧视则与显性性别歧视信念呈正相关。这表明，敌意性别歧视可能通过减少对女性受歧视的认知来维护男性权力，而善意性别歧视则可能通过一种看似积极但实际隐含不平等的方式，维持对女性的某种保护观念。

在方法上，本研究采用了一种新的隐性测量工具——目标/施害者简明隐性关联测试（Target/Perpetrator B-IAT），该工具专门用于快速评估不同社会群体在性别歧视方面的关联。参与者被要求在屏幕上分类与性别相关的刺激，例如“女性”和“男性”以及“歧视目标”和“歧视施害者”。通过分析反应时间和错误率，研究者可以推断个体在潜意识中对性别歧视的认知。同时，研究还使用了显性测量，即通过自我报告的方式询问参与者对性别歧视的认同程度。

研究还考察了社会人口学和意识形态因素对性别歧视信念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宗教信仰、政治倾向和社会支配倾向。结果显示，男性、年龄较大、教育程度较低、宗教信仰较强或政治立场保守的人群更可能表现出较高的性别歧视倾向。此外，社会支配倾向也与性别歧视信念密切相关，表明那些更倾向于维护社会等级制度的人更容易将女性视为歧视的主要目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因素不仅直接影响性别歧视信念，还通过不同形式的性别歧视（如敌意和善意）间接影响这些信念。

敌意性别歧视与性别歧视信念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尤为显著，这表明敌意性别歧视可能削弱人们对女性受歧视的认知。例如，敌意性别歧视强调女性对男性权力的挑战，这可能导致人们不愿意承认女性在社会中的不平等地位。相比之下，善意性别歧视虽然在显性层面与性别歧视信念呈正相关，但在隐性层面没有表现出同样的关联。这可能是因为善意性别歧视以一种更为温和和隐蔽的方式表达，难以通过隐性测量捕捉到。然而，这种形式的性别歧视仍然可能在社会互动中发挥作用，通过维持一种“保护”女性的假象，间接支持性别不平等。

转移性别歧视是一种较新的概念，指的是人们认为男性如今比女性更可能成为歧视的受害者。研究发现，虽然某些社会人口学和意识形态因素与转移性别歧视相关，但这种形式的性别歧视并未显著预测隐性或显性性别歧视信念。这可能是因为转移性别歧视的测量工具尚处于发展阶段，其理论基础和实际应用仍需进一步验证。此外，转移性别歧视涉及一种更复杂的社会认知，可能需要更深入的分析才能揭示其对性别歧视信念的具体影响。

本研究的发现对于理解性别歧视的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它表明，性别歧视信念不仅受到社会人口学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还受到不同形式的性别歧视的调节。例如，敌意性别歧视可能通过削弱对女性受歧视的认知来维护男性权力，而善意性别歧视则可能通过一种看似积极的方式维持对女性的某种保护观念，从而支持性别不平等。这些结果进一步支持了矛盾性别歧视理论，该理论认为性别歧视以两种看似相反但实际上互补的方式存在。

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样本的同质性。大多数参与者为白人、受过高等教育且社会支配倾向较低，这可能限制了研究结果的普遍适用性。此外，本研究主要基于美国样本，未能充分反映不同文化和背景下的性别歧视情况。因此，未来的研究应扩大样本范围，涵盖更多元化的群体，以提高研究结果的代表性。

总的来说，本研究通过结合显性和隐性测量方法，揭示了性别歧视信念的复杂性。它强调了在研究性别歧视时，同时考虑显性和隐性信念的重要性，因为这两种测量方式可能揭示不同的社会认知和行为倾向。此外，研究还指出，减少性别歧视需要针对不同形式的性别歧视采取不同的策略。例如，通过教育和信息传播来减少敌意性别歧视，而通过提高对性别歧视微妙性的认识来减少善意性别歧视。这些发现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性别歧视机制的理解，也为制定有效的反歧视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