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防控措施对猪病传播影响的分析

《Transboundary and Emerging Diseases》：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China’s Regional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n the Transmission of Swine Diseases

中国区域性防控政策（RPC）显著降低猪病传播，减少国内活猪调运。双重差分法分析2017-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发现RPC使疾病水平下降69.4%。机制分析表明，国内贸易减少是主要中介效应，而养殖规模和屠宰能力未显著中介。政策有效控制跨区域传播，建议强化物流监管和产业链整合。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猪肉生产与消费国，其生猪产业的健康发展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自2019年起，中国启动了区域性防控（RPC）政策试点，旨在有效控制非洲猪瘟（ASF）等重大动物疾病，并推动生猪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本研究基于2017至2021年中国各省份的面板数据，将RPC的实施视为一种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DID）对政策对生猪疾病传播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同时探讨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RPC政策显著降低了生猪疾病传播水平，实施该政策的省份，其疾病传播水平平均下降了约69.4%。此外，机制分析表明，国内生猪贸易在政策效果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而生猪养殖规模和本地屠宰能力则未表现出显著的中介效应。这表明，RPC政策的成效主要依赖于对传播渠道的控制，而非直接干预生产环节。本研究为优化和改进未来的动物疾病防控政策提供了定量证据和理论支持。

动物疾病对畜牧业发展构成重大威胁，尤其是非洲猪瘟等高度传染性疾病的爆发，不仅导致牲畜大量死亡，还严重影响了生产效率和农民生计。 ASF自2018年在中国首次爆发后，仅8个月内就蔓延至全国所有省份，对中国的生猪产业造成了严重冲击，猪和母猪库存减少了超过40%，进而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猪肉供应短缺导致猪价飙升，生产者和零售价格均翻倍以上，ASF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112亿美元，占2019年中国GDP的0.78%。这一现实凸显了实施有效防控措施的紧迫性。在中国，生猪生产与消费长期呈现“南猪北肉”的格局，这种生产与消费分离的模式伴随着复杂的运输链和长距离流通，成为动物疾病传播的重要途径。因此，实施区域性防控政策成为应对这一挑战的关键策略。

中国农业农村部（MARA）在2019年6月启动了“中部六省”试点，包括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广西和海南，旨在探索区域性防控体系。该政策的核心目标是优化区域内的养殖和屠宰布局，基于生产与消费的互补性，实现自给自足的猪产品供应，从而减少跨区域运输，降低疾病传播风险，逐步实现区域内的ASF根除。 RPC的实施也体现出中国对国际组织如世界动物卫生组织（WOAH）和世界贸易组织（WTO）提出的区域化管理理念的采纳，意在通过优化国内贸易结构和提升产业整合度，减少疾病对跨区域贸易的负面影响。

从理论层面分析，RPC政策通过减少长距离运输和促进信息共享，提高了动物疾病防控效率。在信息经济学视角下，不同省份在防控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可能导致决策滞后，从而加剧疾病传播。因此，通过建立区域指挥中心，加强技术协作和数据共享，能够有效减少信息偏差，提升防控响应能力。此外，RPC政策通过限制跨省运输，间接减少了疾病传播机会，为防控体系提供了重要支撑。尽管政策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成效，例如降低ASF的传播速度，但其对其他常见疾病如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PRRS）或猪流行性腹泻（PED）的影响相对有限，这可能与这些疾病的传播特性以及政策实施的针对性有关。

在方法论上，本研究采用双重差分模型，通过构建实验组（实施RPC的省份）与对照组（未实施RPC的省份）进行对比，评估政策对疾病传播的影响。同时，研究引入中介效应模型，以分析国内贸易、养殖规模和本地屠宰能力在政策影响中的作用。结果显示，RPC政策在降低疾病传播方面表现出显著效果，但其影响机制并非完全通过养殖规模和本地屠宰能力实现，而是主要通过限制国内贸易来发挥作用。这一发现表明，虽然养殖规模的扩大有助于提升生物安全水平，但政策实施并未显著改变疾病传播趋势。同样，本地屠宰能力的提升虽然有助于减少生猪运输需求，但并未成为疾病防控的关键因素。因此，政策效果主要源于对运输环节的控制，而非直接改变生产条件。

政策的实施还带来了一定的经济和社会影响。一方面，它有效降低了跨省生猪运输量，减少了ASF的传播风险，实现了政策目标；另一方面，由于政策导致市场分割，部分省份的农业福利受到损失，平均减少约17亿元人民币。此外，政策对主导养殖区域的市场份额、农民利润以及政府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些负面效应的存在提示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需要权衡其对产业发展的促进与潜在的市场碎片化问题。同时，研究也发现，农业金融支持和兽医服务水平虽然在某些情况下与疾病传播呈正相关，但其作用机制并不清晰，可能存在资源分配不均或预防措施不足的问题。

从实际效果来看，RPC政策在短期内显著降低了疾病传播水平，但在2021年政策效果有所减弱。这可能与ASF疫情的控制情况以及政策对其他疾病防控效果有限有关。因此，政策的持续有效性依赖于对疾病传播路径的持续监控和对不同疾病传播机制的精准干预。此外，研究还指出，疾病数据的获取和准确性是当前研究面临的重要挑战，部分病例可能因报告困难而被遗漏，从而影响政策效果的评估。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与兽医主管部门的合作，提升数据采集的系统性和透明度，以更全面地分析政策对不同疾病的影响。

在政策优化方面，研究建议应加强跨区域运输管理，推动行业结构优化，提升屠宰环节的生物安全标准，并改善冷链物流基础设施。这些措施将有助于构建更全面的动物疾病防控体系。此外，政策实施过程中，还需关注中小型养殖场的生物安全能力，推动其与大型养殖企业协同提升防控水平。对于未来政策设计，应注重对关键传播环节的精准干预，而非仅仅依赖规模扩张或局部改善。通过提升整个产业链的生物安全标准，包括从养殖到屠宰的全过程管理，才能更有效地遏制动物疾病的传播，确保生猪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揭示了RPC政策在减少动物疾病传播方面的显著效果，同时指出其影响机制主要依赖于对跨区域贸易的限制。研究结果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即在防控动物疾病时，应将重点放在运输环节的管控和行业结构的优化上，而非仅依赖于生产环节的调整。未来政策应更加注重提升生物安全水平，推动冷链物流建设，并通过科学的数据采集和分析，进一步优化防控策略，以实现更高效、可持续的疾病防控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