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法规、贸易友好性以及地方政策的适应性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Green Regulation, Trade Friendliness, and Local Policy Adaptation

环境规制下地方政府通过放松FDI政策吸引外资以平衡经济成本和晋升激励，并推动政策向绿色高技术产业倾斜，存在跨区域溢出效应。

　　本研究探讨了国家政策如何影响地方政府政策制定，特别是通过分析自上而下的环境监管与地方政府吸引外资（FDI）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团队构建了一个涵盖中国40年（1980-2022）的市级外资政策数据库，并利用“两控区”（Two Control Zones, TCZ）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该政策将部分城市划分为污染治理重点区域。通过双重差分分析（difference-in-differences）的方法，研究发现这些被指定的城市在实施“两控区”政策后，其吸引外资的政策变得更加友好。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在面对环境监管带来的经济成本时，会通过放松外资政策来缓解压力，并以此作为政治晋升的手段。

政策制定和实施是政府的核心职能之一，不仅关乎国家整体发展，也深刻影响地方经济和社会结构。在传统的政策研究中，往往将“地方”视为独立的政策单元，这种假设在面对中央政府和地方实体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时可能并不完全成立。尤其是在涉及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等政策领域，中央政府通常设定基本指导方针，而地方政府则负责具体执行，这种上下级之间的互动关系反映了政策制定的动态过程。因此，研究地方政策如何在中央政策的框架下进行调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研究关注的是国家环境政策对地方政府政策制定的影响。具体而言，我们探讨了中央政府推行的环境监管如何重塑地方政府的外资政策设计。地方政府在面对来自上级的政策冲击时，往往会采取策略性的调整，以平衡不同的政策目标。我们以中国“两控区”政策为案例，通过构建一个涵盖40年外资政策的市级数据库，为地方政府如何适应环境政策提供了系统的实证证据。这不仅揭示了政策调整背后的机制，也展示了地方政府在应对环境监管时的策略性选择和政策扩散效应。

研究的主要发现包括四个方面。首先，受到更严格环境监管的城市，在政策制定上表现出显著的外资友好倾向，反映出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而做出的更大努力。数据显示，在1998年“两控区”政策实施后，外资友好度提升了0.3个标准差；而在2005年环境绩效评估体系引入后，这一提升进一步扩大到0.59个标准差。其次，机制分析揭示了地方政府在应对环境监管时，其外资政策调整主要受到财政经济压力和职业晋升激励的双重驱动。环境监管通过限制生产、抑制投资和增加财政负担，对地方政府带来直接的经济压力，促使地方政府寻求补偿性政策工具。外资政策成为一种理想的选择，因为地方政府在外资政策设计上具有较大的自主权，吸引外资可以有效弥补环境监管带来的经济损失。此外，政策调整还被地方政府视为一种积极治理的信号，有助于提升官员的晋升机会。

第三，研究还揭示了一种更为复杂的政策适应方式，即地方政府不仅在外资政策上更加友好，还倾向于将政策导向与环境保护相结合。具体来说，地方政府在清洁产业和环保领域制定的外资政策变得更加包容和绿色。数据显示，在清洁产业领域，外资友好度平均提升了0.7%，而在环保领域则提升了0.6%。这表明地方政府在适应环境政策的同时，也在推动产业转型，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第四，研究还发现，环境监管导致的外资政策调整在“两控区”城市中产生了扩散效应，影响了具有相似产业结构的非“两控区”城市，即使这些城市并未受到直接的监管压力，也出现了类似的政策调整。然而，这种扩散效应主要体现在产业相似性上，地理接近性对政策扩散的影响则相对有限。这些发现共同揭示了一种基于产业相似性的政策学习和适应性扩散模式。

本研究对多个学术领域做出了贡献。首先，它与贸易与环境的文献密切相关。一方面，贸易活动会影响环境质量，污染天堂假说（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认为，贸易会促使污染密集型产业向环境监管较为宽松的国家或地区转移。另一方面，环境监管也会对贸易活动产生影响，包括外资选址选择、全球采购策略、贸易流动（出口和进口）以及全球价值链的构建。本研究通过分析环境政策如何影响地方政府对外资的友好态度，为贸易与环境之间的双向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其次，本研究对政府政策决定因素的文献进行了拓展。传统研究往往将政策视为外生变量，认为政策制定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然而，本研究发现，外资政策和贸易制度是内生的，会受到地方政府的激励和约束。我们通过分析中央政府实施的环境监管如何影响地方政府的外资政策，提供了关于环境政策对贸易政策影响的因果证据。这一发现对于理解政策制定的内生性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本研究还对政策适应和地方政府关系的文献进行了补充。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地方政府如何遵守或回应特定的中央政策指令，但较少探讨中央政策优先事项如何重塑地方政府的策略性考量。例如，Xiong（2018）从理论上分析了地方政府如何根据经济增长导向的晋升激励调整债务发行策略，而Guo（2009）则从实证角度展示了地方政府如何通过战略性调整债务发行时间来提升晋升机会。这些研究主要关注财政手段，而忽略了地方政府之间的战略互动和模仿行为。相比之下，本研究揭示了政策适应是一个多维现象，包括动机驱动、战略选择和网络外部性。通过强调在约束条件下的适应性，我们的框架重新定义了地方政府在层级系统中的角色，不再将其视为被动执行中央政策的机构，而是作为积极应对不同政策目标和制度压力的战略行动者。

最后，本研究对贸易开放度的决定因素也有所贡献。现有文献主要关注经济条件和政治因素如何影响贸易政策。从经济角度来看，政府制定贸易政策的目的是保护国内企业、增强产品差异化、降低市场垄断或促进创新。从政治角度来看，双边或多边关系、地缘政治以及贸易协定在非贸易领域的协同效益，都会影响贸易伙伴和关税政策。本研究则首次提供了关于环境因素如何影响贸易友好度的实证证据，为理解贸易开放度的决定因素提供了新的视角。

本研究还提供了一个新的数据产品，即中国外资政策的全面数据库。现有文献的一个关键局限在于其仅关注单一政策维度，例如税收或所有权限制。然而，实际上外资政策是多维的，涵盖了多种工具，如税收优惠、吸引外资的补贴以及对合资企业中外资股权的监管。为了捕捉这一复杂性，我们构建了一个涵盖1978年至2022年外资政策的最全面数据库，使用文本分析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系统记录了外资政策在时间与空间上的演变过程，并构建了客观的政策友好度指标，反映了不同时期和地区的外资政策干预强度和方向。

在方法上，我们首先对政策文件本身进行了文本分析，评估了与清洁产业和环境保护相关的关键词频率，以捕捉政策导向的变化。随后，我们进一步分析了地方政府如何通过调整外资政策来实现环境目标。结果显示，地方政府在面对环境监管时，不仅调整政策内容，还通过政策调整来传达积极治理的信息，从而影响上级政府的评价和晋升机会。此外，我们还发现，外资政策的调整不仅局限于被指定的城市，还通过产业相似性扩散到其他地区，这种扩散效应表明，政策的影响力不仅局限于政策实施的直接对象，还可能影响到其他具有相似经济结构和政策需求的地区。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揭示了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如何在中央政策的框架下进行策略性调整，以平衡不同的政策目标。通过分析环境监管对地方政府外资政策的影响，我们不仅提供了关于政策适应机制的实证证据，还展示了地方政府在面对制度压力时的灵活应对能力。此外，本研究还为理解贸易开放度的决定因素提供了新的视角，表明环境因素在影响贸易政策方面同样具有重要作用。

在政策层面，本研究的结果对政府如何制定和实施环境政策具有重要启示。地方政府在面对环境监管时，往往通过调整外资政策来缓解经济压力，同时提升政治晋升的机会。这种策略性的政策调整不仅反映了地方政府的灵活性，也表明了政策制定过程中，地方政府如何在不同的利益诉求之间进行权衡。此外，研究还揭示了政策的扩散效应，表明环境政策的影响可能超出其直接实施范围，进而影响其他地区和行业的政策制定。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分析中国“两控区”政策对地方政府外资政策的影响，揭示了政策制定过程中地方政府的适应机制和策略性选择。研究结果表明，环境监管不仅对地方政府带来经济压力，还促使地方政府调整政策内容，以实现更广泛的经济和社会目标。通过构建全面的外资政策数据库，我们不仅为政策分析提供了新的数据支持，还展示了地方政府如何在中央政策的框架下进行策略性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政策环境。这一发现对于理解政策制定的动态过程和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