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民粹主义：意识形态与话语分析方法的局限性

《Environmental Politics》：Climate populism: the limits of the ideational and discursive approaches

该研究批判了气候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方法，指出其未能认识到不同民粹主义运动在气候问题上的多元立场，尤其是右翼民粹主义从气候变化怀疑论向民族主义环保主义的转变。文章提出基于话语分析的政治逻辑框架，强调通过重新诠释"人民"与"精英"的叙事关系，能够解释气候民粹主义的复杂性，包括 Boris Johnson 等案例中看似矛盾的环保政策与民粹主义立场。但该框架仍存在忽视非人类主体和南北气候不平等的问题。

　　在全球气候危机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对气候民粹主义的研究成为政治学与环境政策交叉领域的重要议题。当前学术界普遍采用的“观念性方法”（ideational approach）在解释民粹主义与气候政治之间的关系时存在明显的局限性。本文旨在对这一主流理论进行批判性分析，并探讨其在解释气候民粹主义多样性方面的不足，同时引入“话语方法”（discursive approach）作为更具解释力的替代框架。

“观念性方法”将民粹主义定义为一种以“道德上优越的人民”与“腐败的精英”之间的对立为核心的薄中心意识形态（thin-centred ideology）。这一框架强调民粹主义的道德性、反精英性和对专家权威的排斥，认为民粹主义本质上是反科学、反技术的。然而，这种简化的方法忽略了不同民粹主义运动在气候议题上的复杂立场，尤其是在右翼民粹主义中，许多政党并非完全否认气候变化的现实，而是基于国家主权、经济公平和文化认同等角度，对全球气候政策提出批评。因此，该方法在理论上过于僵化，难以捕捉到民粹主义在气候政治中的多元表达。

从实践层面来看，“观念性方法”对气候民粹主义的分析存在两个主要问题。首先，它未能区分左翼与右翼民粹主义在气候议题上的不同立场。右翼民粹主义往往将气候变化视为一种由全球精英制造的威胁，试图通过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的叙事来重塑环境议题，将其与全球治理、移民政策和经济安全等议题相联系。而左翼民粹主义则倾向于将气候变化与社会不平等、贫困和环境正义等议题结合，主张通过民主手段推动更广泛的气候行动。由于“观念性方法”将民粹主义视为一种单一的意识形态，它无法有效解释这种差异，导致对右翼民粹主义的误解，甚至将其与极端主义气候怀疑论混为一谈。

其次，这一方法在解释右翼民粹主义与气候政治的互动时，忽略了民粹主义内部的动态变化。近年来，许多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逐渐从单纯的气候怀疑转向对气候行动的有条件支持。例如，法国国民联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和匈牙利的欧尔班政府（Fidesz）虽然仍然强调国家主权和本土利益，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气候变化的现实，并提出了一些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政策。这些政党并不否认科学证据，而是质疑国际气候协议对本国利益的损害，认为全球治理机构忽视了国家和地方的需求。这种复杂的立场与“观念性方法”所预设的“反科学”和“反精英”逻辑相冲突，从而限制了其解释能力。

为了克服这些局限，本文提出“话语方法”作为更具解释力的替代框架。该方法由Ernesto Laclau和Chantal Mouffe提出，强调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逻辑，而非固定的意识形态。它关注的是“人民”和“精英”这两个核心概念如何在话语中被建构，并通过空泛的象征（empty signifiers）和节点（nodal points）来连接不同的社会诉求。这种视角能够更好地解释民粹主义在气候政治中的多样性，包括右翼政党对环境议题的重新诠释，以及左翼政党如何将气候行动与社会正义结合。

以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为例，他从一个公开质疑气候政策的右翼民粹主义者转变为支持气候行动的政治领导人。这一转变在“观念性方法”框架下显得矛盾或不可理解，因为该方法预设民粹主义与反科学、反精英立场紧密相连。然而，通过“话语方法”，我们可以看到约翰逊的气候政策并非源于对科学的不信任，而是基于一种国家主义的叙事，即将气候行动视为一种重新确立英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手段。他将气候治理与国家的经济复兴、工业潜力和国际影响力相联系，强调英国应成为全球绿色转型的先锋。这种话语策略不仅没有削弱他的民粹主义立场，反而强化了其政治形象，使气候行动成为一种符合国家利益的议程。

此外，“话语方法”还能够解释一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如何将环境议题与国家认同、文化传统和经济安全等议题结合。例如，匈牙利的欧尔班政府将环境保护与国家主权和能源独立联系起来，认为国际气候协议对匈牙利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构成威胁。同样，波兰的法律与正义党（PiS）在支持煤炭产业的同时，也倡导植树造林和减少空气污染，将其作为国家利益的一部分。这些政党并未完全否定科学证据，而是通过重新定义环境议题的含义，将其与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挂钩，从而构建了一种独特的民族主义环境叙事。

尽管“话语方法”在解释右翼民粹主义与气候政治的关系方面具有优势，但它也面临自身的挑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该方法未能充分考量非人类主体（non-human beings）在气候政治中的地位。虽然Mouffe等人主张重新定义民主，使其能够容纳非人类的诉求，但这一框架仍然以人类为中心，将自然视为被动的客体，而非具有政治意义的主体。随着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日益加深，这一局限性变得尤为明显。气候危机不仅关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也涉及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以及自然环境的未来。因此，如何在民粹主义的话语体系中纳入非人类主体的诉求，成为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左翼民粹主义在气候政治中的潜力同样值得关注。一些左翼政党试图将气候行动与社会正义、经济平等和民主参与相结合，主张通过民粹主义的叙事来动员公众，推动更广泛的环境政策。例如，美国的“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被一些学者视为左翼民粹主义的实践案例，因为它将气候危机与经济不平等、社会不公和民主改革联系在一起。这种话语策略试图将环境问题转化为一种普遍的、道德上的危机，呼吁通过集体行动来解决。然而，左翼民粹主义在实践中也面临挑战，尤其是在全球南北不平等的背景下。例如，一些左翼政府在推动气候政策时，往往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求，将气候行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简化为一种对立关系。这种做法可能削弱了民粹主义在环境议题上的包容性，甚至导致对特定群体的忽视。

总体而言，“话语方法”为理解民粹主义与气候政治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更丰富的理论工具。它能够解释不同民粹主义运动在气候议题上的多样性，并揭示民粹主义如何通过话语重构来适应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然而，这一方法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特别是在如何将非人类主体纳入政治分析框架方面。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索民粹主义话语中如何表达对自然环境的关切，以及如何在不牺牲民主原则的前提下，将生态问题与社会正义相结合。

在当前全球气候治理面临多重挑战的背景下，民粹主义的复杂性愈发凸显。一方面，右翼民粹主义可能通过国家主义的叙事来重新定义环境议题，将其与主权、经济和文化等议题结合，从而挑战现有的全球气候治理框架。另一方面，左翼民粹主义则试图通过民主化和包容性的策略，推动更广泛的气候行动，但其在实践中的效果仍需进一步检验。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民粹主义，它们在气候政治中的表现都表明，民粹主义并非单一的、固定的政治立场，而是一种高度动态和适应性的政治逻辑。

因此，对于气候民粹主义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右翼民粹主义的批评上，而应更加关注其在不同政治语境下的多样性。同时，研究者也需警惕将民粹主义简单地归类为反科学或反精英的立场，而应深入分析其话语建构的逻辑，以及如何通过不同的叙事策略来回应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挑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全面地理解民粹主义在气候政治中的作用，并为未来的政策制定和政治实践提供更有建设性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