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女性生殖器切割行为的医学化：趋势、驱动因素及消除前景

《PLOS Global Public Health》：Medicalization of 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in Egypt: Trends, drivers, and prospects for elimination

女性生殖切割（FGM）在埃及的医学化趋势及其地域差异研究。通过混合方法分析1995-2021年人口普查数据及定性访谈，发现FGM总体 prevalence 下降但 medicalization 上升至83%。地理上分为三类州：高FGM与高医学化（如Luxor）、传统从业者仍活跃（如Assiut）、低 prevalence 但高医学化（如Gharbia）。驱动因素包括将FGM合理化为“美容手术”、医疗从业者权威影响及法律执行不足。建议强化法律执行、医学教育改革及针对性社区干预。

　　在埃及，女性生殖器切割（FGM）这一行为长期以来被视为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习俗，尽管其危害已被广泛认知，但在部分地区仍持续存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全球对人权问题的关注，FGM的普及率在近年来有所下降，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行为正逐渐被医疗化，即越来越多地由医疗专业人士执行。这种趋势不仅使FGM的消除工作变得更加复杂，也对公共卫生政策和法律执行提出了新的挑战。本研究通过综合分析定量和定性数据，揭示了FGM医疗化现象的演变过程、地区差异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旨在为政策制定者和公共卫生机构提供有针对性的干预策略。

研究发现，FGM的普及率在埃及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尤其是在年轻女性群体中。根据最新的数据，超过86%的15至49岁已婚女性曾接受过FGM，而这一比例在2021年已降至66.5%。然而，医疗化趋势却呈现出相反的态势，2021年，有83%的FGM手术是由医疗人员完成的，相较于2005年的55%有显著上升。这一现象表明，尽管FGM的总体实施率下降，但医疗化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实施方式，使得该行为在社会中更加隐蔽和合法化。

FGM的医疗化现象在埃及的地理分布上也表现出显著的不均衡性。研究将全国划分为三类不同的地区模式：第一类地区是FGM普及率和医疗化率均较高的地区，例如卢克索、阿斯旺和卡纳塔。这些地区的FGM实施率高达98%，其中超过90%的手术是由医疗人员完成的。第二类地区则是FGM仍然存在，但医疗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地区，如阿西尤特和法尤姆。在这些地方，传统切割者（称为“dayas”）仍然在实践中扮演重要角色。第三类地区则是FGM普及率较低，但医疗化率较高的地区，例如加尔比亚和开罗。这些地区的医疗化率达到了80%以上，表明即便在FGM总体实施率较低的区域，医疗人员仍可能成为主要的执行者。

这种医疗化趋势背后存在多种社会文化因素。首先，社会普遍认为医疗化的FGM更安全，可以减少传统切割带来的风险，如感染、出血和疼痛。这种观念使得许多家长更倾向于通过医疗专业人士进行切割，而非依赖传统切割者。其次，医疗人员在社会中被赋予了权威角色，他们被认为是决定是否需要进行FGM的最终决策者。这种信任关系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被用来为FGM辩护，认为医疗人员能够更好地评估女孩是否需要切割，并采取更精细的操作方式。

此外，医疗教育和培训体系的不足也是医疗化持续存在的原因之一。许多医疗人员在接受教育和职业培训过程中，缺乏关于FGM及其危害的系统性知识。在一些情况下，医疗人员甚至认为FGM是一种“美容手术”，而非有害行为。这种误解不仅影响了他们的专业判断，也削弱了他们对FGM的道德责任认知。因此，有必要在医学教育和在职培训中加强对FGM的宣传，提高医疗人员对该问题的认识和敏感度。

法律和政策环境的演变同样对FGM的医疗化产生了影响。埃及在2008年将FGM从轻微罪行升级为重罪，并对医疗人员实施更严厉的处罚，包括监禁和取消执业资格。然而，尽管法律框架日趋严格，实际执行中仍存在诸多问题。许多医疗人员和社区成员对相关法律并不熟悉，导致法律威慑力未能有效发挥。此外，一些家长和医疗人员对法律执行机制存在误解，认为只有在实施过程中才可能被起诉，而一旦手术完成，法律后果将不再适用。这种认知偏差不仅阻碍了法律的执行，也使得FGM在社会中更加隐蔽和难以追踪。

研究还指出，医疗化趋势在某些地区被进一步放大，这与社区对医疗人员的信任和医疗人员自身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例如，在一些地区，医疗人员被看作是能够提供更专业和安全服务的代表，因此他们的参与往往被视为一种“进步”或“现代化”的体现。这种观念不仅影响了家长的决策，也间接影响了医疗人员的态度，使得他们在某些情况下更愿意参与FGM的实施。

为了应对FGM的医疗化问题，研究建议采取多层次的干预措施。在微观层面，需要加强对家长和社区成员的教育，消除他们对FGM的误解，并提高他们对医疗化风险的认知。在中观层面，应推动医疗人员参与公开讨论，强调其在人权和伦理方面的责任，同时加强社区内的健康传播活动，改变社会对FGM的看法。在宏观层面，政府应加强法律执行力度，确保反FGM法律的有效实施，并推动医疗教育体系的改革，使FGM相关内容成为医学教育的一部分。

研究还提到，医疗化现象并非埃及独有，在全球范围内，许多国家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例如，在苏丹、几内亚、尼日利亚和肯尼亚等国家，FGM正越来越多地由医疗人员执行，以减少传统方法可能带来的健康风险。然而，这种医疗化并不意味着FGM更安全，反而可能掩盖其真正的危害，并使得该行为在社会中更加合法化和隐蔽化。因此，全球范围内需要加强对医疗化FGM的监管，同时推动更广泛的社会变革，以实现FGM的彻底消除。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其定性数据主要来自三个特定地区，因此在推广到全国其他地区时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此外，定量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也受到不同调查方法的影响，导致部分数据的可比性受限。尽管如此，研究的结果仍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特别是在制定和实施针对FGM的干预措施时，需要充分考虑地区差异和社会文化背景。

总之，FGM的医疗化现象是埃及乃至全球范围内消除该行为的一大挑战。虽然FGM的总体普及率在下降，但医疗化的趋势表明，这一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要有效应对医疗化现象，需要在法律、教育和社会层面采取综合措施，加强法律执行，提高医疗人员和社区成员对FGM危害的认知，并推动社会观念的转变。只有通过多方合作和持续努力，才能实现FGM的彻底消除，保护女性的生殖健康和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