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Caprini评分与肺癌患者术后静脉血栓栓塞风险之间的关联：一项荟萃分析

《Current Problems in Surgery》：Association between Caprini score and risk of postoperative venous thromboembolism in lung cancer patients: a meta-analysis

肺癌患者术后静脉血栓栓塞症（VTE）风险与Caprini评分的关联性研究采用Meta分析，纳入15项研究（4215例患者），结果显示Caprini评分升高显著增加VTE风险（OR=2.80，95%CI 2.04-3.84，P<0.001），深静脉血栓（DVT）亚组同样验证该关联（OR=1.72，P=0.020）。异质性检验显示需采用随机效应模型，亚组分析表明该关联在非小细胞肺癌（NSCLC）和开放/胸腔镜手术（VATS）中均成立。

　　肺部癌症作为一种全球范围内高发的恶性肿瘤，其手术治疗在早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然而，手术后静脉血栓栓塞症（VTE）的发生率一直是临床关注的重点。VTE包括深静脉血栓形成（DVT）和肺栓塞（PE），这两种情况都可能对患者的康复和长期预后产生严重影响。因此，探索有效的VTE风险评估工具对于改善手术安全和患者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Caprini评分系统作为一种广泛应用于外科手术患者VTE风险预测的工具，其核心在于综合评估多种风险因素，如患者的年龄、手术类型、既往血栓病史、活动能力以及是否存在恶性肿瘤等。尽管该评分系统在多种外科手术中已被证明具有良好的预测能力，但其在肺部癌症患者中的应用仍存在争议。肺部癌症患者由于肿瘤本身的特性，如肿瘤的高凝状态、手术创伤和术后活动受限等因素，可能具有独特的VTE风险特征。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Caprini评分是否能够准确预测肺部癌症患者的术后VTE发生风险，并在临床实践中加以应用。

为了系统评估Caprini评分与肺部癌症患者术后VTE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通过综合分析15项相关研究，涵盖了全球多个地区的数据，其中大部分研究来自中国。这些研究共计纳入了4215名患者，术后VTE的总体发生率为11.86%（500例）。通过合并这些研究的比值比（OR）和95%置信区间（CI），结果显示，较高的Caprini评分与VTE发生风险显著相关（OR=2.80，95% CI: 2.04-3.84，P<0.001）。这一结果表明，Caprini评分能够有效识别术后VTE的高风险患者。

进一步的亚组分析揭示了评分系统在不同类型肿瘤和手术中的预测效果。对于肺癌（LC）患者，Caprini评分≥9的患者发生VTE的风险显著高于评分较低的患者（OR=2.53，95% CI: 1.82-3.50，P<0.001）。而对于NSCLC患者，评分≥9的患者VTE发生风险更高（OR=4.77，95% CI: 1.89-12.04，P=0.001）。这说明，Caprini评分在不同亚型肺癌患者中的预测价值存在差异，提示可能需要针对不同肿瘤类型进行评分系统的调整或细化。

在手术类型方面，研究发现混合手术（Mixed）的患者中，Caprini评分与VTE发生率之间的关系同样显著（OR=2.74，95% CI: 1.75-4.29，P<0.001）。而仅有一项研究涉及视频辅助胸腔手术（VATS），其结果显示，Caprini评分≥9的患者VTE发生率高达30.8%，显著高于评分≤5的患者（6.5%）。这一发现可能与VATS手术的特殊性有关，例如手术创伤较小、术后恢复较快，但某些特定的术后管理措施仍可能影响VTE的发生。

在统计学分析中，本研究采用了随机效应模型，以处理研究间的异质性。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整体研究的异质性较高（I2=83.0%，P<0.001），这表明不同研究之间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可能是由于患者群体、手术方式、术后管理措施以及评分实施的具体方法等因素所致。然而，通过敏感性分析和发表偏倚检测，研究结果显示出良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尽管Begg’s漏斗图和Egger’s检验显示存在发表偏倚（P<0.001），但使用trim-and-fill方法进行调整后，合并后的OR值仍保持在显著水平（filled OR=2.20，95% CI: 1.61-3.01，P<0.001），进一步验证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在讨论部分，研究指出，尽管Caprini评分在预测术后VTE方面表现出色，但它在某些方面仍存在局限性。例如，该评分系统并未充分纳入肺部癌症患者特有的病理生理特征，如肿瘤分期、组织学类型以及淋巴结转移情况等。这些因素可能对患者的凝血状态产生重要影响。例如，晚期NSCLC患者通常表现出较高的纤维蛋白原水平和缩短的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这提示其处于高凝状态，从而增加了VTE的发生风险。此外，腺癌患者相较于鳞状细胞癌患者，往往表现出更高的纤维蛋白原水平，这可能进一步影响VTE的预测准确性。

基于上述发现，研究建议在现有Caprini评分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与肺部癌症相关的特定因素，如肿瘤分期、组织学类型和淋巴结转移状态，以提高评分系统的预测能力。同时，调整评分阈值，针对不同风险等级的患者制定个性化的血栓预防策略，可能是提升临床应用价值的有效途径。例如，对于Caprini评分≥9的患者，可以考虑在出院后继续实施延长的抗凝治疗，以降低VTE的发生率。

此外，研究还指出，由于纳入研究的样本主要来自中国，因此研究结果的普遍适用性可能受到一定限制。未来的研究应扩展至更多国家和地区，以验证Caprini评分在不同人群中的预测效果。同时，研究中未能对性别、肿瘤分期等其他潜在混杂因素进行深入分析，这可能影响评分系统的全面性。因此，后续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这些因素对VTE发生风险的影响，并评估其是否需要被纳入评分系统。

本研究的结论强调了Caprini评分在肺部癌症患者术后VTE风险评估中的重要性。研究结果表明，较高的Caprini评分与术后VTE的发生率呈正相关，提示该评分系统可以作为临床实践中的一种实用工具，用于术前风险分层和术后血栓预防策略的制定。特别是在Caprini评分≥9的患者中，延长的血栓预防措施可能有助于降低VTE的发生率，这与当前临床指南的建议相一致。

然而，研究也指出了其局限性。首先，大多数纳入研究来自中国，这可能限制了研究结果的全球适用性。其次，研究未能对性别、肿瘤分期等其他潜在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这些因素对VTE发生风险的具体影响。此外，由于研究中涉及的抗凝治疗策略存在异质性，这可能影响合并后的VTE发生率估算。因此，未来的研究应更加关注标准化的抗凝治疗方案，以提高研究结果的可比性和一致性。

综上所述，Caprini评分在肺部癌症患者术后VTE风险评估中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尽管其在预测VTE方面表现出良好的效果，但为了进一步提高其准确性，可能需要结合肺部癌症的特定病理生理特征进行优化。同时，扩大研究样本的地理覆盖范围和纳入更多影响因素，有助于提升评分系统的适用性和可靠性。此外，针对不同风险等级的患者制定个性化的血栓预防策略，是未来临床实践中值得探索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