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政府表现得过于出色时：公众对环境治理成效的认知与公民的绿色消费行为

《Ecological Economics》：When government does too well? Perceive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erformance and citizens' green consumption

政府环境治理绩效（EGP）与公民绿色消费行为存在反向关系：高EGP导致公民减少绿色消费，低EGP则促进其增加。研究揭示道德学分的中介作用及城市认同的调节效应，挑战传统政策逻辑，为环境治理提供新视角。

　　在当前全球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方面的表现正逐渐成为衡量其可持续发展承诺的重要指标。越来越多的政府开始通过环境治理绩效（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erformance, EGP）来展示其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和应对能力，同时激发公众参与环保行动的积极性。然而，这项研究揭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悖论：尽管政府在环境治理方面取得显著成就，但这些成就反而可能削弱公众的绿色消费行为。这一发现对传统的环境治理理论提出了挑战，也引发了对道德许可机制（Moral Licensing）在环境政策中的作用的深入思考。

本研究基于“代偿性道德平衡”（Vicarious Moral Balancing）框架，探讨了公众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认知如何影响其绿色消费行为，并特别关注城市认同（City Identification）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作用。通过实验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我们发现了一个反直觉的现象：当公众认为政府的环境治理绩效较高时，他们倾向于减少自身的绿色消费行为；相反，当公众感知政府的环境治理绩效较低时，他们则更可能通过增加绿色消费来弥补这种“道德欠账”。这一现象被称为“过于成功”的效应（“Too Well” Effect），意味着政府在环境治理方面的卓越表现可能反而导致公众的道德许可，从而降低其个人的环保行动。

在理论层面，本研究为“代偿性道德平衡”文献提供了新的视角。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政府与企业之间的道德平衡机制，而本研究则首次将这一框架应用于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互动。我们发现，政府的环境治理绩效不仅影响公民的道德信用（Moral Credit），还通过道德信用的中介作用影响其绿色消费行为。同时，城市认同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即城市认同越强，道德信用的中介效应越显著。这一发现挑战了传统的观点，即认为城市认同会促进公民的环保行为。相反，我们指出，高度的城市认同可能反而放大了道德许可的影响，从而导致公民在环境治理绩效优异的城市中减少绿色消费行为。

从实践角度来看，这一研究结果对环境治理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启示。首先，政府在展示其环境治理成就时，应考虑到这些成就可能引发的公众心理反应。虽然公开环境治理成果有助于提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认可，但同时也可能削弱其个人的环保动机。因此，政府在宣传环境治理成果的同时，需要更加注重如何引导公众的绿色消费行为，避免因过度强调政府成就而导致公众的道德许可心理。其次，政策制定者应重视城市认同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在城市认同较强的情况下，公众可能更容易受到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因此在制定环境政策时，需要充分考虑城市文化和居民心理特征，以确保政策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此外，本研究还揭示了道德许可机制在环境治理中的复杂性。道德许可是指个体在完成某种被认为具有道德价值的行为后，会获得一种“道德信用”，从而减少后续的道德行为。在环境治理的语境下，政府的环境治理成就被视为一种“道德行为”，公众可能会因此获得道德信用，进而减少自身的绿色消费行为。这一机制的存在意味着，即使政府在环境治理方面投入大量资源，如果公众感知到这些成就，他们可能会产生一种“我已经为环保做了贡献”的心理，从而降低个人的环保行动。因此，环境治理政策不仅需要关注政府自身的行动，还需要深入理解公众的心理反应，以确保政策能够真正激发公众的环保行为。

在方法论上，本研究采用了实验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以验证“代偿性道德平衡”框架在环境治理中的适用性。实验部分通过模拟不同环境治理绩效的情境，观察公众在不同情境下的绿色消费行为变化。问卷调查则进一步验证了实验结果，并探讨了城市认同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的环境治理绩效确实对公众的绿色消费行为产生了显著影响，而这种影响并非线性关系，而是存在复杂的中介和调节机制。例如，道德信用在政府环境治理绩效与公众绿色消费行为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而城市认同则放大了这种中介效应。

在实际应用中，这一研究结果对环境治理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政府在推动环境治理绩效的同时，应避免过度强调自身的成就，以免引发公众的道德许可心理。其次，政策制定者应通过多种渠道增强公众的环保意识，使他们意识到即使政府在环境治理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个人的环保行动仍然至关重要。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激励机制，鼓励公众在环境治理绩效优异的情况下继续保持绿色消费行为，而不是将其视为一种“道德完成”的标志。

本研究还为环境治理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传统的环境治理理论主要关注政府如何通过政策和法规来引导公众的环保行为，而本研究则引入了道德许可机制，揭示了公众心理在环境治理中的关键作用。这一理论框架的拓展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环境治理的复杂性，同时也为未来的政策设计提供了新的思路。例如，政府可以通过增强公众的环境意识，使他们更加关注自身的环保行为，而不是仅仅依赖政府的环境治理绩效。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建立更透明的环境治理信息共享机制，让公众能够更清楚地了解环境治理的进展和挑战，从而激发他们的环保责任感。

在政策实践中，我们提出了两个关键策略，以平衡政府环境治理成就与公众的持续环保参与。第一，政府应采取更加注重公众参与的环境治理模式，鼓励公众在政府治理绩效优异的情况下继续保持绿色消费行为。这可以通过提供更多的环保教育和宣传，增强公众的环境意识，使他们认识到个人环保行为的重要性。第二，政府应建立更加灵活的激励机制，以应对道德许可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可以通过设立环保积分制度，使公众在政府环境治理绩效优异的情况下仍然有动力进行绿色消费。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社区活动和环保项目，增强公众的环保参与感，使他们能够在政府治理绩效优异的情况下继续保持环保行为。

本研究的发现不仅对环境治理政策具有重要的启示，也为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当前全球面临气候变化、资源枯竭等重大环境挑战的背景下，如何有效激发公众的环保行为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研究指出，政府的环境治理绩效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激励公众的环保行为，但同时也可能引发道德许可心理，从而削弱公众的环保动机。因此，未来的环境治理研究应更加关注公众心理在环境政策中的作用，探索如何通过心理机制的调节，实现政府治理绩效与公众环保行为之间的良性互动。

此外，本研究还强调了城市认同在环境治理中的重要性。城市认同是指个体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个体的行为选择。在本研究中，我们发现，城市认同越强的公众，越容易受到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从而产生更强的道德许可心理。这一发现表明，政府在制定环境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城市认同这一因素，避免因过度强调政府成就而导致公众的道德许可行为。同时，政府还可以通过增强城市居民的环保意识，使他们能够在城市认同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到环境治理中，形成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

在实践层面，本研究的发现为环境治理政策的优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首先，政府应避免将环境治理绩效作为唯一的激励手段，而是应结合多种政策工具，包括经济激励、社会宣传和教育引导，以确保公众的环保行为能够持续进行。其次，政府应建立更加透明和公正的环境治理信息共享机制，使公众能够更全面地了解环境治理的进展和挑战，从而激发他们的环保责任感。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社区参与和公众互动，增强公众对环境治理的认同感和参与感，使他们能够在政府治理绩效优异的情况下继续保持环保行为。

综上所述，本研究揭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环境治理悖论：当政府在环境治理方面取得显著成就时，公众的绿色消费行为反而可能减少。这一现象的背后是道德许可机制的运作，即公众在感知到政府的环境治理绩效后，可能会产生一种“我已经为环保做了贡献”的心理，从而减少自身的环保行动。同时，城市认同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即城市认同越强，道德许可的影响越显著。这一研究结果不仅挑战了传统的环境治理理论，也为未来的政策设计提供了新的思路。政府在推动环境治理绩效的同时，应更加注重公众心理的引导，确保环境治理政策能够真正激发公众的环保行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