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谁来说是“正常”的呢？通过分析城市海岸线渔业活动的旅行成本，来探讨其中存在的社会经济差异

《Ecological Economics》：Normal for whom? Exploring socioeconomic variation in a travel cost analysis of urban shoreline fishing

城市湖泊渔业价值评估及收入效应研究。旅行成本分析表明，旧金山湾区城市湖泊的消费者剩余为78美元/次，呈现低、中、高收入群体分别74、91、45美元的差异，挑战了环境商品正常物品假设。研究发现：1）非洲裔和西语裔群体访问频率显著高于其他群体；2）高收入群体对旅行成本更敏感，防波堤开放使其访问量增长114%；3）渔业兼具娱乐和食物获取功能，其中高收入白人群体访问量最低。研究为多层级沿海治理提供了实证依据。

　　在当今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沿海地区的公共空间日益成为人们获取休闲、健康和经济利益的重要场所。这些空间不仅承载着生态功能，还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尤其是在多样化的城市环境中，它们可能成为某些社会群体的重要资源。然而，这些资源的利用和价值评估往往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经济条件、社会背景以及政策导向。本文通过一项基于多变量泊松-对数正态模型的旅行成本分析，探讨了在旧金山湾这样一个高价值房地产区域中，低成本的都市滨水钓鱼场所对不同收入水平和社会群体的访问频率及其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揭示了城市滨水钓鱼活动在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下的复杂性，并为多层级沿海治理和政策制定提供了新的视角。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旧金山湾作为美国最大的城市水域之一，其滨水区域不仅是休闲娱乐的热门地点，还对当地居民的身心健康和社区生活具有深远影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居住在沿海城市，而这些地区的滨水空间往往承载着重要的生态、经济和社会功能。然而，由于历史上的社会经济不平等，某些群体可能在获取这些资源方面存在障碍。例如，非洲裔和拉美裔居民由于住房政策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其滨水空间的使用率可能低于本地高收入白人居民。这种现象引发了对城市滨水资源公平性与可及性的关注，尤其是在政策制定和资源管理方面。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旧金山湾内一个特定的滨水钓鱼地点，该地点因历史悠久的公共码头关闭而受到关注。该码头曾是当地居民的重要休闲场所，其关闭对访问频率产生了显著影响。研究的目的是评估该地点的经济价值，同时分析不同收入和社会群体对访问频率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该地点对低收入群体的经济价值较高，但随着收入增加，访问频率下降，表明其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被视为一种“劣等品”。然而，对于亚洲裔群体，该地点的访问频率随着收入增加而上升，符合“正常商品”的特征。这一发现挑战了传统上认为滨水资源对所有社会群体都具有相同价值的假设，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 二、研究方法与模型选择

为了准确评估滨水钓鱼地点的经济价值，本文采用了旅行成本法（Travel Cost Method, TCM），这是一种广泛应用于环境经济学的工具，用于衡量人们为了享受特定环境资源所愿意支付的成本。TCM的基本假设是，人们对环境资源的访问频率与旅行成本呈负相关，即旅行成本越高，访问频率越低。此外，该方法还考虑了社会经济因素对访问行为的影响，如收入、种族和教育水平等。

由于传统的泊松分布和负二项分布模型在处理截断数据和内生分层问题时存在局限，本文采用了多变量泊松-对数正态模型（Multivariate Poisson-Log Normal Model, MPLN）。该模型不仅能够处理截断数据，还能捕捉到访问行为在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下的异质性，从而更准确地反映滨水资源的实际价值。MPLN模型将不同访问场景的数据进行联合估计，包括当前访问频率、未来预期访问频率以及假设码头重新开放后的访问频率。通过这种方式，研究能够更全面地评估该地点在不同情境下的经济价值。

在数据收集方面，研究团队通过拦截式问卷调查，获取了123名钓鱼者的访问数据。问卷调查的时间安排考虑到了潮汐变化，因为低潮期间的访问频率较低，难以提供有效的样本。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受访者通过汽车到达该地点，且平均单程距离为24英里，表明该地点对城市居民而言具有一定的可达性。然而，旅行成本仍然是影响访问频率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高收入群体中，对成本的敏感度更高。

###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该滨水钓鱼地点的平均访问频率为每年30次，而在码头重新开放的假设情境下，访问频率几乎翻倍，达到每年60次。这一结果表明，码头的重新开放将显著提升该地点的吸引力，尤其是在高收入群体中。根据模型估计，该地点的平均消费者剩余（Consumer Surplus, CS）为每人次78美元，其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者剩余为74美元，中等收入群体为91美元，高收入群体为45美元。这一差异反映了不同社会经济群体对滨水资源的使用偏好和经济价值评估的不同。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访问频率与收入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对于白人/混血群体，该地点的访问频率随着收入增加而下降，表明其可能被视为一种“劣等品”。然而，对于亚洲裔群体，访问频率随着收入增加而上升，符合“正常商品”的特征。拉美裔群体则表现出介于两者之间的趋势，访问频率随着收入增加而略有上升，但不如亚洲裔群体显著。这一发现表明，滨水资源的价值可能因社会群体的不同而存在差异，而这些差异不仅与经济因素有关，还可能受到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影响。

此外，研究还发现，替代钓鱼地点（如北部和南部的其他码头）在访问频率上表现出互补性，而非替代性。这意味着，这些地点可能共同构成一个区域性的钓鱼网络，为不同群体提供多样化的选择。这一结果对政策制定者具有重要意义，表明在规划滨水资源时，需要考虑多个地点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实现更广泛的公共利益。

### 四、消费者剩余与政策启示

消费者剩余是衡量环境资源经济价值的重要指标，它反映了人们愿意为享受该资源支付的金额与实际支付金额之间的差额。在本研究中，消费者剩余的估计表明，该滨水钓鱼地点对低收入群体的经济价值较高，而对高收入群体则相对较低。这一结果可能与高收入群体更倾向于选择其他高端休闲活动有关，而低收入群体则更依赖于低成本的滨水资源。

此外，研究还发现，如果该码头重新开放，消费者的剩余将显著增加。根据模型预测，码头重新开放后，每位钓鱼者的年度消费者剩余将达到2,207美元，而当前情况下仅为2,308美元。这一变化表明，基础设施的改善可以显著提升滨水资源的经济价值，尤其是在高收入群体中，其访问频率的增加幅度最大。因此，政策制定者在规划滨水资源时，应考虑如何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和政策调整，提升这些资源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可及性和吸引力。

### 五、研究的局限性与未来方向

尽管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见解，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样本量相对较小，可能限制了某些变量的估计精度。例如，研究团队希望根据种族和收入变量进一步细化消费者剩余的计算，但由于样本量不足，这一目标未能完全实现。其次，研究中未充分考虑消费性钓鱼（即为了获取食物而钓鱼）对访问频率的影响，尽管这一因素在其他研究中已被证明是重要的。

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扩大样本规模，增加更多的变量（如年龄、性别、教育水平等），以更全面地理解不同社会群体对滨水资源的使用模式。此外，可以将研究扩展到多个地点，采用更复杂的模型（如Kuhn-Tucker模型和离散选择模型）来评估不同地点之间的相互作用。最后，研究还可以关注滨水资源的可持续性和环境保护，因为这些因素可能对资源的长期价值产生重要影响。

###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揭示了城市滨水资源在不同社会经济群体中的使用模式和经济价值的差异。通过旅行成本法和MPLN模型，研究团队不仅估算了该地点的消费者剩余，还分析了不同社会群体的访问频率和对资源价值的感知。研究结果表明，滨水资源的价值可能因社会群体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而这些差异可能受到文化、经济和社会背景的多重影响。

基于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首先，政策制定者应关注滨水资源的公平性与可及性，尤其是在高收入群体可能低估其价值的情况下。其次，应考虑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如码头的修复和扩展）来提升滨水资源的吸引力，从而增加访问频率和经济价值。第三，应加强跨部门和跨层级的协调，以确保滨水资源的管理能够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需求。最后，研究建议将滨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纳入政策议程，以保护这些资源的长期价值。

总之，本研究不仅为滨水资源的经济价值评估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角，还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以确保这些资源能够公平地服务于所有社会群体。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索滨水资源的多维价值，以及如何通过政策和管理手段实现更广泛的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