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科技组织的废除：一项基于公共利益的批判性思想实验

《IEE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Magazine》：On the Abolition of All Big Tech Organizations

本文针对大科技组织（Big Tech）主导数字服务引发的社会、心理、经济及政治问题，提出了一项激进的“废除”命题作为思想实验。研究通过剖析Big Tech的总目标及其对公共审议的侵蚀，论证了其服务于私人利益而非公共利益的本质，并探讨了以自我组织（self-organization）作为替代方案的可能性，为反思数字时代的社会技术轨迹提供了深刻的批判视角。

　　

在数字转型的浪潮中，少数私有商业组织——即俗称的“大科技”（Big Tech）——已然主导了在线服务，特别是数字社交媒体平台（SMPs）和生成式人工智能（AI）。这些由“科技兄弟”（Tech Bros）文化主导的巨头，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心理、法律、经济和政治问题。现有的监管措施，如澳大利亚拟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访问SMP、英国的在线安全法案和欧盟的AI法案，似乎都是在试图给这头“数字巨兽”套上缰绳。然而，帝国理工学院伦敦校区的Jeremy Pitt教授在发表于《IEE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Magazine》的评论文章中，提出了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既然大科技组织造成的损害如此显著，我们是否应该考虑直接废除所有大科技组织？这并非一个立即可行的政策建议，而是一个旨在“压力测试”当前技术、社会和政治底层假设的思想实验，其核心在于追问：大科技组织是否真的带来了足以抵消其危害的“善”？而衡量这种“善”的合理标准，不应是利润率，而应是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

为了评估大科技组织，文章首先建立了一个基于公共利益的评估框架，并借用了康多塞陪审团定理（Condorcet's Jury Theorem）来描绘理想图景。该定理表明，如果每个独立的陪审员做出正确决策的概率超过一半，那么随着陪审团规模的扩大，集体做出正确决策的概率将趋近于1。同理，一个理论上能够促进全民参与公共审议的SMP，本应通过汇聚集体智慧（General Will）来提升决策质量，成为公共利益的推动者，就像古典雅典城邦通过^thorybos（一种感知民众情绪的方式）进行决策一样。然而，现实却截然相反。当前的SMP运作充满了AI生成的垃圾信息（AI slop）、相互争吵的机器人（bots）以及制造虚假支持的 troll 工厂，导致错误信息（disinformation）和阴谋论横行。一些平台甚至以虚伪的“言论自由”为借口， dismantled（拆除）或 abandoned（放弃）了内容审核（moderation）。这使得平台非但不能促进理性讨论，反而通过算法干预（algorithmic intervention）放大了集体激情（Collective Passion）——即人们不顾客观判断、道德诚信或后果，只想站在“赢家”一方的非理性冲动——从而扼杀了批判性思维、细微差别和妥协精神。

文章进一步指出了有效公共审议所需的三个条件：第一，人们必须能够就公共生活的具体问题表达意愿，而不仅仅是在选举中选择候选人；第二，在人们表达个人和集体意愿时，不能存在任何形式的集体激情；第三，个人不能将普遍意志挪用以表达个人偏见。大科技组织的存在和运作方式恰恰破坏了这些条件。它们并非服务于公共利益，而是有着更深层、更阴暗的意图。文章提炼了大科技组织的三个核心特征，揭示了其极权主义（Totalitarian）本质：首要目标是追求无限增长，建立由魅力型Tech Bro CEO主导的“帝国”；第二是确保CEO的观点在数量上占据主导地位，对帝国所有“臣民”的思想施加集体压力；第三是激发支持CEO偏好结果的集体激情，并引导这种激情 solely（ solely）追求该结果，无视真理、正义、良知、尊严或公共利益等公民价值。

这种权力运作与传统的魅力型支配（Charismatic Domination）相结合，通过算法机制伪饰强制、控制和顺从。其结果是，本应激发人类创新与创造力的全球性论坛，反而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人类自身的集体创造力，这是一个悲剧性的讽刺。大科技组织利用其先发的跨国规模和有问题的实践（如购买政治影响力），并借助算法干预，有效地压制了异见，将公共辩论、辩证法和讨论让位于被算法煽动和极化的集体激情。这使得独立思考和感知何为道德、公正、真实、平衡或相称的努力变得异常艰难。

文章将大科技组织的崛起与19世纪的“强盗大亨”（Robber Barons）相类比，指出Tech Bro CEOs在数字时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积累了财富和影响力，其造成的财富分配不公甚至更为严重。在他们的主导下，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被无情地重塑：大规模平台化（platformization）和竞争性自我推广取代了基于邓巴数（Dunbar number）范围内的、根植于社区的协作生活。数字企业变得越来越垄断，个人主义超越了自恋甚至到了可悲的唯我论（solipsistic）境地，对人类潜力极度漠视，并对环境造成浪费。尽管其“快速行动，打破陈规”（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的革命性热情打着自由和解放的幌子，但现实却是他们自身的私人利润和无限制的个人主权，而对于被认定为“他者”或“过剩”的人而言，则是技术封建主义（Techno-feudalism）和现代奴役（Modern Indentured Servitude）。这被描述为技术殖民主义（Techno-colonialism）的终极表达，其目的不仅是提取、剥削和耗尽全球范围内智人的智力资源，规训其想象力和创造力，积累和囤积财富，更是为了在任意且无意义的富豪榜上争夺排名，或固执地拒绝接受自身 mortality（ mortality），以此逃避对当代乃至后代的责任。文章援引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中的意象，指出这堪比“一只靴子永远踩在人的脸上”，是一种 calculated technology of cruelty and suffering（经过算计的残酷与痛苦技术）。

作为解决方案，文章提到了从基层自发组织（Self-organization from the Grassroots）的替代方案，但鉴于有害技术（Toxic Technology）、未来侵占（Futural Appropriation）和现代奴役等其他反社会副作用，废除这些破坏性机构被视为最直接、有效和可取的解决方案。文章最后指出，这种起源于硅 Valley 编程实验室的“智力麻风病”（Intellectual Leprosy）已经蔓延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污染了所有形式的公民关系和深思熟虑的互动，怀疑若不从废除所有大科技组织开始，此病将无法治愈。

作者在开展这项批判性研究时，主要运用了思想实验（Thought Experiment）和理论框架构建的方法。其关键方法包括：1. 基于公共利益的法律与伦理分析框架，援引了如英国《2006年公司法》等法律条文，探讨企业决策是否应超越利润最大化；2. 政治哲学与社会理论的应用，重点借鉴了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的《论所有政党的废除》的论述结构，以及卢梭的“普遍意志”、康多塞陪审团定理、韦伯的“魅力型支配”和福柯的“规训”理论等，用以剖析大科技组织的权力本质；3. 案例与现象学分析，通过对社交媒体平台和生成式AI实际运作中的现象（如AI slop, bots, troll factories, 算法偏见，错误信息）进行观察和批判性描述；4. 历史类比，将大科技巨头与19世纪的“强盗大亨”进行比较，以揭示其行为模式和影响的历史相似性与特殊性；5. 替代范式探讨，简要提及了基于基层自我组织的技术发展路径作为可能的未来方向。

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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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科技组织的公共价值悖论：通过理论推演发现，基于康多塞定理，本应提升公共决策质量的SMP，在实际运作中因其算法设计和对集体激情的放大，反而导致了认知碎片化（Epistemic Fragmentation）和公共审议的失败，与其宣称的公共价值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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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科技组织的极权主义本质：研究通过分析其核心目标（无限增长、CEO观点主导、激发集体激情），得出结论：大科技组织在意图和潜力上都是极权主义的，其服务于私人权力积累，而非公共利益，导致了权力与残酷的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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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平台对公共领域的侵蚀：研究表明，SMP已从潜在的社会益品转变为监控资本主义和情报工具，进而成为算法化扼杀批判性思维和民主审议的系统，通过宣传和威胁压制异见，破坏了自由民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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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殖民主义与新封建秩序：分析指出，大科技的主导模式是一种技术殖民主义，其后果是技术封建主义和现代奴役，造成了巨大的社会不公和人类潜力的浪费，其驱动力量是精英对财富和永生的虚幻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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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除作为根本解决方案的提出：在评估了监管局限性和替代方案（如基层自我组织）的潜力后，文章论证了鉴于大科技组织根深蒂固的破坏性，其 abolition（废除）可能是最直接有效的解决途径。

结论与意义

Jeremy Pitt的这篇评论文章得出了一个严峻的结论：大科技组织及其所代表的技术发展模式，在根本上与健康的公共生活、民主审议和人类福祉相抵触。它们不仅未能实现其技术乌托邦的承诺，反而系统性地加剧了社会分裂、认知污染和权力不平等。这项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超越了常见的监管讨论，通过一个激进的思想实验，迫使读者直面数字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它揭示了在技术表面之下潜藏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技术如何被用作实现特定权力目的的手段。文章呼吁学术界、政策制定者和公众进行一场建设性的、细致入微的辩论，以重新思考社会技术发展的轨迹，其最终指向是寻求一种能够真正服务于公共利益、促进公民尊严和可持续集体行动的技术未来。这项工作发表在《IEE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Magazine》，凸显了工程技术社区对社会伦理责任的深刻关切，为跨学科批判数字技术的社会影响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