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真实经历对未来流感大流行担忧的影响：一项中国横断面调查

《BMC Public Health》：Impact of COVID-19 lived experiences on future influenza pandemic worry: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in China

本研究针对后疫情时代公众对未来流感大流行的担忧程度及其影响因素展开调查。研究人员通过横断面调查发现，近半数(48.49%)中国受访者对未来流感大流行存在担忧，其中女性、高学历人群、有幼儿家庭者担忧程度更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COVID-19期间的亲身经历（反复感染、长新冠(Long-COVID)、医疗资源短缺）与风险认知（感知可能性和严重性）是影响担忧水平的关键因素。该研究为制定针对性的风险沟通和公共卫生准备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对提升未来 pandemic 应对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当世界卫生组织宣布COVID-19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年多后，全球公共卫生专家们开始将目光投向下一个潜在的健康威胁。流感病毒这个老对手，因其变异速度快、传播能力强，一直被科学家们视为未来大流行的最可能元凶。事实上，在COVID-19大流行之前和之后，科学家们就反复强调未来流感大流行的不可避免性，并突出公众准备工作的至关重要性。

中国作为禽流感暴发和人类感染的高风险区域，尤其需要提高公众对潜在流感大流行的警惕性。然而，一个关键问题悬而未决：经历了COVID-19这场百年未有的公共卫生危机后，人们的风险认知和担忧模式是否发生了改变？这场疫情是否重塑了人们对类似危机的意识和关切？这些问题对于未来制定有效的公共卫生沟通和准备策略至关重要。

在此背景下，刘宝华等人于2024年10月至12月期间开展了一项横断面调查，旨在探索后COVID-19时代中国公众对未来流感大流行的担忧及其影响因素。该研究近期发表在《BMC Public Health》上，为我们理解疫情经历如何影响未来健康威胁认知提供了重要见解。

研究人员采用了分层逻辑回归的分析方法，通过在线问卷平台和微信社交网络进行数据收集。研究最终纳入了1254份有效问卷，采用便利抽样法，通过浙江省三个城市（宁波、温州和衢州）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村卫生室的医生，将电子问卷链接分发至他们的社区居民微信群。

研究结果显示，约有48.49%的参与者表示对未来流感大流行感到担忧。这一比例高于以往对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的研究数据，可能与调查时机密切相关——该研究在COVID-19大流行结束不到两年后进行，而此时也正是季节性流感活动强度反弹的时期。

最引人注目的发现是，COVID-19期间的亲身经历显著影响了对未来流感大流行的担忧水平。具体而言，经历过COVID-19反复感染（感染两次或以上）的参与者，其担忧未来流感大流行的可能性是未反复感染者的3.623倍（OR=3.623；95%CI=1.099-11.949）。长新冠(Long-COVID)经历者也表现出更高的担忧水平（OR=1.527；95%CI=1.135-2.054）。此外，那些在COVID-19期间经历过医疗资源短缺的人，也更可能对未来流感大流行表示担忧（OR=1.469；95%CI=1.022-2.110）。

风险认知因素显示出最强的关联性。认为流感大流行发生可能性高的参与者，其担忧水平是认为可能性不高者的4.593倍（OR=4.593；95%CI=3.309-6.376）。而认为人类感染新型流感病毒后果严重的参与者，其担忧水平更是认为不严重者的8.239倍（OR=8.239；95%CI=6.000-11.314）。

在社会人口学因素方面，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可能报告对未来流感大流行的担忧（OR=0.669；95%CI=0.493-0.909）。与一般预期相反，教育水平越高的人反而越可能感到担忧，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参与者担忧水平更高（OR=0.619；95%CI=0.402-0.954）。家中有3岁以下幼儿的参与者 also showed higher levels of worry（OR=3.623；95%CI=1.099-11.949）。

这项研究的理论框架结合了保护动机理论(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和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为理解风险认知、情绪（如担忧）和行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扎实基础。保护动机理论揭示行为变化是由恐惧驱动的，而恐惧又受到威胁或风险感知的调节。前景理论则认为，个人对事件的判断不是基于绝对结果，而是基于参考点。那些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有过特定负面经历的人，如果以正常生活为参考点，可能会害怕面对类似经历，从而表现出担忧。

研究的四个分层逻辑回归模型均显著（p<0.001），且随着变量的逐步加入，模型的解释力不断增强（Nagelkerke R2从模型1的0.035增加到模型4的0.460）。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控制了人口学变量、职业和家庭相关因素、慢性非传染性疾病(Chronic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CNCDs)状况以及风险认知后，COVID-19经历变量仍然保持统计学显著性。这表明COVID-19经历对未来流感大流行担忧的影响是独立的，不受其他因素的混淆。

研究结果强调了个人历史经历在塑造未来健康威胁认知中的重要性。在自然灾害研究领域，经验已被认为是影响风险准备的关键因素，直接和间接经验在塑造未来的准备决策和行动中发挥作用。这项研究将生活经历影响的范围扩展到了公共卫生应急准备领域。

从公共卫生政策角度看，这些发现具有重要启示。风险认知与担忧之间的强相关性表明，透明、准确的风险沟通对于引导公众参与防范准备工作至关重要。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这提供了一条清晰的路径：将透明的风险沟通与健全、准备充分的公共卫生系统的示范相结合，可以将公众的担忧转化为建设性准备的催化剂，而非焦虑。

然而，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横断面调查的设计无法确立因果关系，只能展示特定时间点流感大流行相关担忧的快照。在线调查的方式可能导致样本偏差（高等教育和女性受访者比例较大）。此外，公众对流感大流行的担忧可能受到许多其他复杂因素的影响，如对医药研发能力的公众信任度和政府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能力等。自我报告的COVID-19经历数据也可能存在记忆偏差。

尽管存在这些限制，该研究为我们理解后疫情时代公众对健康威胁的心理反应提供了宝贵见解。随着气候变化、人为环境改变以及人类与携带疾病动物接触频繁化，病毒暴发正在迅速增加。类似COVID-19的极端流行病（如流感大流行）的可能性正在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有效的 pandemic 管理将取决于主动的公众规划和准备。

这项研究不仅为制定有针对性的风险沟通和准备策略提供了实证基础，也为监测公众对流感大流行威胁认知随时间变化提供了关键的基线数据。未来，大规模纵向研究将有助于确定COVID-19大流行经历对类似 pandemic 识别和判断的影响是否随时间而变化。

总之，刘宝华等人的研究揭示了COVID-19这一历史性健康危机对公众心理的持久影响，强调了个人经历在塑造未来健康威胁认知中的重要性。这些发现对于建设更具韧性的公共卫生系统、制定更有效的风险沟通策略，以及最终提升我们对未来健康威胁的应对能力，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