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近期发生的蝴蝶灭绝事件暴露了基于特定地点的保护措施存在的不足，以及实施大范围景观管理的必要性

《Conservation Science and Practice》：Recent butterfly extinctions in Sweden reveal the inadequacy of site-based protection and the need for landscape-scale management

瑞典南部三个受保护的蝴蝶物种因2018年干旱及农业 intensification导致栖息地退化而相继灭绝，凸显孤立种群对极端气候和土地利用变化的脆弱性。尽管瑞典有严格的法律保护和监测体系，但管理措施缺乏动态调整和景观尺度修复，无法抵御气候极端事件和农业集约化压力。研究强调需多学科协作，整合适应性管理、栖息地网络恢复及气候韧性设计，以应对未来生物多样性危机。

　　近年来，北欧地区受保护的蝴蝶物种的灭绝引发了对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深切担忧。本文通过历史记录、公民科学数据以及系统调查，记录了三种在瑞典及周边地区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蝴蝶物种——云纹凤蝶（*Parnassius mnemosyne* ssp. *argiope*）、阿斯曼凤蝶（*Melitaea britomartis*）和雷弗丁蓝凤蝶（*Plebejus argyrognomon*）的局部灭绝情况。尽管瑞典在昆虫保护方面拥有相对完善的政策和监测体系，这些物种的消失仍凸显了在高强度土地利用和极端天气事件背景下，孤立种群面临的严峻挑战。

这些蝴蝶物种均为草甸生态系统的高度依赖者，其生存与特定的植物资源和微气候条件密切相关。例如，云纹凤蝶的幼虫依赖* Corydalis *属植物，而雷弗丁蓝凤蝶则完全依赖* Astragalus glycyphyllos *，这是一种生长在温暖、钙质土壤上的植物。阿斯曼凤蝶则需要半自然草甸与稀疏林地的混合生境。这些物种的分布范围通常位于北欧地区的边缘地带，因此它们对环境变化的敏感度更高，尤其是在土地利用方式趋于单一化、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背景下。

2018年，整个欧洲经历了一场罕见的严重干旱，这成为影响这些蝴蝶种群的关键转折点。据观察，阿斯曼凤蝶在瑞典最后一次被记录是在2018年，雷弗丁蓝凤蝶则持续到2019年，而云纹凤蝶的南部亚种直到2023年才完全消失。尽管瑞典有详尽的监测计划和物种保护措施，但这些物种的灭绝仍然发生，这表明现有的保护框架可能不足以应对当前的生态压力。

这一现象揭示了一个重要问题：尽管政策层面已采取诸多保护行动，但生态系统的实际恢复状况并不理想。许多保护措施仍停留在点状或区域层面，未能有效应对景观尺度上的环境变化。此外，土地利用政策往往倾向于大规模、集约化的农业和林业管理，而忽视了对特定生态需求的满足。例如，统一的放牧和收割时间安排，未能考虑到干旱期间对昆虫幼虫关键生境的保护需求。这些政策在实践中可能导致了生境的进一步退化，从而加剧了物种的生存危机。

此外，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率和强度正在增加，这对边缘种群的影响尤为显著。干旱不仅直接导致植物资源的枯竭，还可能破坏昆虫的繁殖周期和幼虫的食物来源。在这些种群消失的区域，由于土地利用的单一化，缺乏足够的生态缓冲带和微气候庇护所，使得物种在极端天气面前更加脆弱。例如，雷弗丁蓝凤蝶和阿斯曼凤蝶都依赖于较为稀疏、破碎的草甸生态系统，这些生境在干旱期间极易受到破坏，从而引发种群的迅速衰退。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些物种受到严格的法律保护，例如欧盟的《栖息地指令》、《伯尔尼公约》以及瑞典的《物种保护条例》，但保护效果并未达到预期。这反映出当前的保护体系存在结构性缺陷，尤其是在保护规模、管理灵活性和执行力度方面。保护区域往往面积较小，难以维持稳定的种群动态；同时，管理措施缺乏动态调整，无法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此外，政策执行缺乏足够的监督和资源支持，使得许多保护计划难以落地。

为了改善这一状况，研究团队提出了一系列综合性的保护建议。首先，在微观层面，需要重新评估土地利用方式，尤其是在农业和林业管理中引入更加多样化的实践。例如，恢复旋转放牧和延后收割时间，可以创造出适合这些蝴蝶的生境结构，同时为其他高度依赖的昆虫提供支持。其次，在景观尺度上，应推动保护区域之间的连接，通过协商相邻土地的保护协议，形成功能性的生态网络。这种策略能够增强物种的迁移能力，降低因局部环境恶化而导致灭绝的风险。

在政策层面，需要对现行的农业补贴和生态保护方案进行改革，使其更加注重生态效益和气候变化适应性。例如，引入基于生态结果的支付机制，鼓励农民采取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管理方式，同时在政策中加入气候条件相关的条款，以允许在极端天气事件发生时进行灵活调整。此外，保护行动应超越单一物种或生境的范畴，着眼于更大范围的生态系统修复。只有通过恢复多样化、异质化的景观结构，才能为昆虫提供足够的生存空间和资源，从而缓解其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

研究还指出，这些物种的灭绝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反映了整个北欧地区昆虫多样性下降的普遍趋势。根据2025年的瑞典红色名录评估，110种蝴蝶中约有39%可能面临威胁，这一比例令人警醒。这表明，尽管瑞典在政策上已作出诸多努力，但生态系统的整体健康状况正在恶化。因此，仅仅依靠局部调整和补充措施已无法有效遏制生物多样性的流失，必须采取更全面、更具前瞻性的政策来应对土地利用、气候变化和污染等多重压力。

尽管重新引入某些物种可能在未来的保护工作中具有一定的作用，但目前更紧迫的任务是优化现有的保护策略，使其更具适应性和有效性。在一些地区，如爱沙尼亚和芬兰，这些蝴蝶的种群仍然稳定，这表明如果能够维持适当的生境异质性，某些物种仍有机会存续。然而，在瑞典等地区，由于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和极端天气的影响，这种机会正在迅速消失。

研究团队还强调了公民科学在保护工作中的重要性。通过整合来自Artportalen等平台的公民科学数据，可以更全面地了解物种的分布和变化趋势。这种数据收集方式不仅提高了监测的覆盖范围，还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实时的生态信息。然而，这些数据的准确性仍需进一步验证，尤其是在缺乏专业人员参与的情况下，可能无法全面反映物种的真实状况。

此外，研究团队指出，当前的保护措施未能充分考虑到物种的生态需求和种群动态。例如，许多保护项目仅关注特定地点的物种数量，而忽视了整个生态系统的功能和连通性。这种碎片化的保护策略，可能无法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连锁反应，例如极端天气事件对植物生长周期的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昆虫种群变化。

为了实现更有效的保护，需要建立跨部门、跨机构的协作机制。大学、环境管理部门和自然保护组织应共同参与，制定更加系统化的保护方案。这包括对现有保护措施的评估，以及对新策略的试点和推广。同时，公众教育和参与也应成为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人们对昆虫保护重要性的认识，鼓励更多人参与到数据收集和生态修复的行动中。

研究还提到，当前的保护政策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和实施保障。许多保护项目因资金不足而难以持续，或因缺乏有效的监管而流于形式。因此，需要重新分配资源，优先支持那些能够实现长期生态目标的项目。此外，政策制定应更加注重生态系统的整体健康，而不仅仅是单一物种的存续。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结果不仅揭示了瑞典及北欧地区蝴蝶物种的生存危机，也指出了当前保护体系的不足之处。面对日益加剧的气候变化和土地利用压力，保护工作的重点应从传统的点状保护转向景观尺度的生态修复和管理优化。只有通过综合性的政策调整和跨部门合作，才能有效应对这些挑战，确保昆虫多样性在未来的持续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