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帕拉马塔AT14遗址最后一次冰盛期之前的职业活动:石器与年代测定之间的关联——对Williams等人2024年研究的部分回应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Occupation prior to the Last Glacial Maximum at Parramatta site AT14, NSW, Australia: Association of stone artefacts with age determinations. A partial response to Williams et al. 2024

【字体: 时间:2025年11月22日 来源: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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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悉尼大湾帕拉马塔遗址AT14的考古年代学研究通过碳定年与光释光技术,证实该遗址在末次冰期前(约35,100-34,250年BP)已有两次独立人类活动,并反驳了现代扰动导致早期遗物误判的论点。分层分析显示不同时期石料类型(如硅质板岩、泥质板岩)与伴生石块的空间分布规律,结合伴生炭屑的测年数据,构建了遗址的多阶段 occupation史。研究对悉尼地区及澳大利亚早更新世人口迁徙模型提出重要修正。

  ### 研究背景与意义

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在史前时期广泛分布于不同地貌环境中,而悉尼大区的考古研究一直围绕着河流走廊的长期使用展开。许多学者认为,在全新世开始之前,原住民主要集中在霍克斯比-内皮恩河(Hawkesbury-Nepean River)沿岸,而周边的内陆地区如库克兰德平原(Cumberland Plain)和蓝山(Blue Mountains)则在冰河时代末期(Last Glacial Maximum, LGM)之后才被利用。这一模型认为,随着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以及人口增长,原住民逐渐扩展到更广阔的区域,这在悉尼地区的某些考古记录中得到了支持。然而,近年来一些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原住民在冰河时代末期之前就已经在某些内陆地区活动,这挑战了原有的模型。

本研究聚焦于位于北帕拉马塔(North Parramatta)的一个遗址AT14,该遗址位于帕拉马塔河(Parramatta River)附近的沙丘地貌上。研究团队通过对遗址中石器与年代测定的关联性进行分析,旨在评估AT14是否在冰河时代末期之前被使用。研究结果表明,AT14确实存在多个时期的使用痕迹,其中最早可追溯至约34-35千年前,这为悉尼大区的原住民活动时间线提供了新的视角,并对冰河时代末期之前的人类活动模式提出了质疑。

### 研究方法与过程

在研究过程中,考古学家采用了多种方法来分析遗址的年代和石器的分布情况。首先,对遗址进行了系统的发掘工作,采用手工挖掘和机械挖掘相结合的方式,以减少现代干扰对遗址的影响。通过分析不同深度的沉积层(称为“spit”),研究人员能够更准确地确定不同时间段的活动特征。此外,团队还使用了放射性碳测年法(Radiocarbon dating)和光释光测年法(OSL dating)来确定沉积物和石器的年代。

在发掘过程中,研究人员特别关注了石器与沉积层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石器是否在沉积过程中发生了垂直移动。例如,某些石器可能因为生物扰动(bioturbation)或自然过程被移动到更深层或更浅层。因此,团队通过分析石器的尺寸分布、材料类型以及与其他石器的拼接情况,来判断其是否受到后沉积过程的影响。此外,遗址中的一些“manuport stone”(搬运石)被认为可能是用于烹饪的工具,它们的分布情况也为判断遗址的使用时间提供了线索。

### 原住民活动的多阶段特征

研究发现,AT14遗址的使用并非单一事件,而是跨越了多个阶段。在最深层的沉积层中,研究人员发现了与放射性碳测年结果相吻合的石器和木炭痕迹,表明该遗址在冰河时代末期之前就已经被使用。这些石器的分布和拼接情况表明,它们并非由于后沉积过程而被移动,而是原始活动的产物。此外,石器的材料类型也支持这一结论,因为不同类型的石器往往与特定的制作技术相关联,而这些技术在不同时间段有所变化。

在更浅层的沉积层中,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些与冰河时代末期和全新世早期(Early Holocene)相关的石器。这些石器的尺寸和分布情况与更深层的石器有所不同,表明在这一时期,原住民可能采用了不同的工具制造方式。此外,某些石器的拼接情况显示,它们可能来自不同的活动区域,这进一步支持了遗址在多个时间段被使用的观点。

### 与现有研究的对比

本研究的发现与之前一些学者的观点形成了对比。例如,Williams等人(2024)曾质疑帕拉马塔地区的早期使用证据,认为某些石器和木炭痕迹可能是因为后沉积过程而被移动或修改的。然而,本研究通过对遗址的详细分析,表明这些石器和木炭痕迹与沉积层的形成过程相吻合,而非人为移动的结果。此外,研究还指出,某些搬运石的分布情况与石器的使用时间相匹配,这进一步支持了遗址在冰河时代末期之前被使用的可能性。

另一项研究(Quinn等人,2023)也提出了类似的质疑,认为某些石器的年代测定可能受到干扰。然而,本研究通过分析不同深度的石器和搬运石,表明它们的分布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而非随机的后沉积现象。这些发现不仅反驳了Williams等人的观点,还为理解悉尼大区的原住民活动模式提供了新的证据。

### 研究的局限性与未来方向

尽管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证据,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某些沉积层的年代测定可能受到现代干扰的影响,因此需要进一步的验证。此外,由于遗址的复杂性,某些石器的使用方式和功能仍需更多的研究来确认。未来的研究可以结合更多的地质和考古数据,以更全面地理解原住民在不同时间段的活动模式。

同时,研究还指出,不同地区的原住民活动模式可能存在差异,因此需要更多的跨区域比较研究。例如,蓝山地区的Dargan Shelter遗址也显示了冰河时代末期之前的人类活动迹象,这表明原住民可能在更广泛的区域内活动,而不仅仅是河流沿岸。这些发现对澳大利亚早期人类迁徙和定居模式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为理解人口变化和环境适应提供了新的视角。

### 结论与影响

本研究的发现表明,AT14遗址确实存在多个时期的使用痕迹,其中最早可追溯至约34-35千年前,这为悉尼大区的原住民活动时间线提供了新的证据。这些发现不仅挑战了原有的模型,还为理解澳大利亚早期人类迁徙和定居模式提供了新的视角。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这些遗址之间的联系,以及原住民在不同环境下的适应策略。此外,研究还强调了考古研究中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包括地质过程、沉积层的形成以及人类活动的连续性,以更准确地重建过去的人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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