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至10岁儿童中第三方干预机制的发展：在厌恶不公平与维护自身利益之间寻求平衡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The development of third-party intervention in children aged 4–10: Balancing unfairness aversion and self-interest

本研究通过第三方信任游戏，探究4-10岁儿童在不同不公平程度下的干预策略，发现年幼儿童在低不公平时干预更频繁且强度更大，而年长儿童更注重公平性。抑制控制与干预强度正相关，负性共情在惩罚情境中促进公平决策，但补偿情境中关联性较弱。

　　在人类社会中，公平规范是维持人际关系合作的重要基石。随着个体的成长，他们逐渐建立起对不公平行为的敏感性，并可能通过第三方干预来促进公平。这种干预行为通常表现为对违规者的惩罚或对受害者的补偿，其背后反映了个体在自我利益与公平之间进行权衡的复杂心理过程。近年来，研究者们对成年人的第三方干预行为进行了大量探讨，揭示了惩罚与补偿在社会规范维护中的不同作用。然而，对于儿童在这一过程中的表现，尤其是他们在不同年龄阶段如何平衡公平与自我利益，仍存在许多未解之谜。

本研究聚焦于4至10岁儿童在面对不同程度的不公平时，如何通过第三方干预行为来回应。研究采用了第三方信任游戏这一实验范式，让儿童在惩罚与补偿两种情境下做出决策，并分析他们在不同不公平程度下的干预模式。通过动态时间规整（DTW）聚类技术，研究者能够识别出不同不公平条件下的干预轨迹，从而更全面地理解儿童在公平行为中的表现。这一方法的引入为研究儿童的公平行为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视角，即从动态行为模式出发，而非仅仅关注单一决策。

研究结果显示，4岁的儿童在低程度不公平的情境中表现出更高的干预频率，其行为往往超出恢复公平所需的最低限度。相比之下，10岁的儿童则更倾向于采取符合公平要求的干预策略。这一发现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在处理不公平问题时，其干预行为逐渐从自发性的惩罚转向更加理性和策略性的决策。值得注意的是，在低程度不公平情境中，抑制控制能力与干预强度呈正相关，但这种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弱。这说明，尽管抑制控制在年轻儿童的干预行为中扮演重要角色，但随着认知能力的发展，其作用可能逐渐被其他因素所取代。

此外，研究还发现儿童在惩罚情境下的策略选择与年龄密切相关。年幼的儿童在面对不公平时，往往缺乏明确的策略倾向，而年长的儿童则更有可能表现出以公平为导向或以自我利益为导向的行为模式。例如，在惩罚情境中，具有较高负面共情能力的儿童更倾向于做出公平决策，他们更容易感受到他人在不公平情境下的负面情绪，如悲伤或愤怒，从而激发更强的公平动机。然而，在补偿情境中，共情与干预行为之间的关系则不够明确，研究并未发现共情显著影响儿童是否选择公平或自我利益导向的补偿行为。这可能意味着，补偿行为更多地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对资源的合理分配或对受害者的直接帮助。

研究进一步探讨了抑制控制和共情在儿童第三方干预中的作用。抑制控制作为执行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帮助儿童在面对不公平时抑制冲动反应，从而考虑行为的后果。在公平相关的任务中，抑制控制能力已被证明能够预测儿童在公平任务中的自我牺牲意愿。例如，研究发现，当儿童需要做出牺牲时，抑制控制能力较强的个体更可能选择干预。在第三方惩罚的情境中，抑制控制可能起到双重作用：一方面，它有助于儿童克服自我利益的诱惑，选择干预；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抑制情绪反应，使儿童在决策过程中更加理性，考虑不公平行为的严重程度。因此，抑制控制能力的提升可能与儿童干预行为的强度密切相关。

共情则在促进儿童的亲社会行为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共情使儿童能够理解他人的感受，从而激发亲社会动机。例如，研究发现，共情水平较高的儿童更倾向于选择补偿受害者而非惩罚违规者。然而，已有研究表明，共情在成年人的第三方干预中具有显著影响，而在儿童群体中，其作用尚未得到充分验证。因此，本研究通过测量儿童的共情水平，试图揭示其在第三方干预中的潜在影响。特别是在惩罚情境中，负面共情可能成为儿童做出公平决策的重要驱动力。负面共情是指个体能够感知他人在不公平情境下的负面情绪，如痛苦或愤怒，这种能力可能促使儿童采取更符合公平原则的行为。而正面共情，即对他人积极情绪的理解，则可能在不公平或有害情境中作用较小，因为它通常与共享快乐或合作情境相关。

研究还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的第三方干预策略逐渐变得更加情境敏感。在低程度不公平的情况下，儿童的干预行为可能更多地受到即时情绪和冲动的影响，而在高程度不公平的情境中，他们的决策则更加理性，更倾向于采取符合公平要求的策略。这种变化可能与儿童认知能力的发展有关，例如，他们逐渐具备更强的自我控制能力和对他人情感状态的理解能力。此外，文化背景也可能在这一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在中国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儿童早期的道德推理往往强调人际关系的关怀和亲社会行为，而非单纯基于规则的正义感。因此，儿童在面对不公平时，可能更倾向于通过亲社会行为来恢复公平，而非通过惩罚来纠正错误。

为了更好地捕捉儿童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干预行为特征，本研究采用了与儿童认知发展相适应的实验设计。不同于传统的分配者决定游戏，本研究使用了第三方信任游戏，该游戏将资源设定为共同生产的结果，从而赋予受害者合法的权益。这种设计使得儿童更容易理解不公平行为的严重性，并激发更强的道德情绪和公平反应。此外，研究还采用了比例一致的干预成本，即每增加一单位的干预行为，都需要相应的个人牺牲。这种设计能够更真实地反映儿童在公平与自我利益之间的权衡过程，同时也为分析不同年龄阶段的干预行为提供了更可靠的实验框架。

在研究中，儿童的干预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首先，不公平的程度是一个关键变量。随着不公平程度的增加，儿童的干预行为也随之增强。其次，年龄在干预策略的选择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年幼的儿童更倾向于采取直接的惩罚行为，而年长的儿童则更可能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公平或自我利益导向的策略。此外，抑制控制和共情能力也在干预行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抑制控制能力较强的儿童更有可能在面对不公平时采取干预行为，而负面共情能力较高的儿童则更倾向于做出符合公平原则的决策。然而，这些因素的作用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变化。

研究还发现，儿童在面对不同类型的干预行为时，其决策模式存在显著差异。在惩罚情境中，儿童更倾向于采取直接的惩罚措施，以纠正不公平行为。而在补偿情境中，他们的行为则更多地受到对受害者需求的理解和满足的驱动。这种差异可能反映了儿童在不同情境下对公平的不同理解方式。惩罚行为可能被视为一种对违规者的直接反应，而补偿行为则更强调对受害者的关怀和帮助。因此，儿童在不同情境下的干预行为可能反映了他们对公平的不同认知和情感反应。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儿童的第三方干预行为不仅涉及个体的道德判断，还受到社会规范和文化背景的深刻影响。在一些文化中，惩罚被视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有效手段，而在另一些文化中，补偿则更受重视，因为它能够直接改善受害者的处境，同时促进社会和谐。因此，儿童的干预行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他们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儿童更倾向于通过亲社会行为来表达对公平的关注，这可能与该文化中强调人际关系和集体利益的价值观有关。

本研究的结果为理解儿童在面对不公平时的干预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首先，儿童的干预行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更加理性，他们能够更好地权衡公平与自我利益之间的关系。其次，抑制控制和共情能力在儿童的干预行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这些能力的作用会随着年龄而发生变化。此外，文化背景对儿童的干预策略也有显著影响，不同文化可能塑造不同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观念，从而影响儿童在面对不公平时的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还揭示了儿童在第三方干预中的策略多样性。年幼的儿童可能更倾向于采取直接的惩罚行为，而年长的儿童则更可能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不同的干预方式。这种策略的变化可能反映了儿童在道德认知、情感调节和社会规范理解方面的成长。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不仅能够更准确地识别不公平行为，还能够更灵活地调整自己的干预策略，以适应不同的情境和需求。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第三方信任游戏和动态时间规整聚类技术，揭示了儿童在不同年龄阶段和不同不公平程度下的干预行为特征。研究发现，儿童的干预行为受到年龄、不公平程度、抑制控制和共情能力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塑造了儿童在面对不公平时的决策模式。此外，研究还强调了文化背景在儿童道德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表明不同文化可能对儿童的公平观念和干预行为产生深远影响。

本研究的发现不仅有助于理解儿童的道德发展过程，还为教育实践和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例如，教育者可以通过培养儿童的抑制控制能力和共情能力，帮助他们更好地平衡公平与自我利益。此外，社会规范和文化价值观的塑造也可能在儿童的道德发展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下儿童的第三方干预行为，以及如何通过教育干预促进儿童的道德成长和公平意识的培养。

在实际应用中，这些研究结果可以为儿童道德教育提供指导。例如，通过设计更具情境敏感性的教育活动，帮助儿童在面对不公平时，能够更有效地识别和应对问题。此外，教育者还可以利用共情训练和抑制控制训练，提高儿童在道德决策中的自我调节能力，使他们在维护公平的过程中更加理性、有效。这些策略不仅有助于提升儿童的道德素养，还可能促进他们形成更积极的社会行为，为构建更加公平和和谐的社会奠定基础。

最后，本研究的发现也提醒我们，儿童的道德发展是一个复杂而动态的过程，涉及认知、情感和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索这些因素如何共同影响儿童的道德决策，以及如何通过科学的方法和教育实践来促进儿童的道德成长。同时，跨文化研究的开展也将有助于揭示不同文化背景下儿童道德发展的共性与差异，从而为全球范围内的儿童道德教育提供更加全面和系统的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