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功能与自我同情在不确定性容忍度与父母临床决策风格之间的关系中所起的调节作用

《Patient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The moderating role of family functioning and self-compassion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and parental clinical decision-making style

【字体: 时间:2025年11月22日 来源:Patient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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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探讨父母不确定性容忍度与临床决策风格(PCDMS)的关系,发现家庭功能在两者间起调节作用:高家庭功能时,不确定性容忍度高者更倾向共享-主动决策;低家庭功能时则相反。自我同情心进一步强化家庭功能的调节效应,提示心理与家庭资源共同影响决策参与度。研究强调需结合家庭支持与自我关怀干预,以提升父母在儿科医疗决策中的适应性参与。

  在儿童医疗护理过程中,父母的决策参与是一个复杂且多维的议题,不仅涉及医疗信息的获取和处理,还与家庭环境、心理状态及个体性格特征密切相关。本研究聚焦于父母临床决策风格(Parental Clinical Decision-Making Style, PCDMS)与不确定性容忍度(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IU)之间的关系,并探讨家庭功能(Family Functioning)和自我同情(Self-Compassion)在这一关系中的调节作用。通过分析219名积极参与儿童医疗护理的父母,研究揭示了在不同家庭功能和自我同情水平下,不确定性容忍度对父母决策风格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首先,研究指出,不确定性容忍度与父母的决策风格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当父母对不确定性表现出更高的焦虑或抗拒时,他们更倾向于采取被动的决策方式,而非主动或共享式的决策风格。然而,这一关系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受到家庭功能的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当家庭功能较高时,较高的不确定性容忍度反而与更主动的决策风格相关联。这表明,在一个支持性强、沟通顺畅、能够共同面对挑战的家庭环境中,父母即使面对不确定的医疗情境,也更有可能采取积极的决策参与态度。相反,在家庭功能较低的情况下,较高的不确定性容忍度则与更被动的决策风格相关,说明缺乏家庭支持的父母在面对不确定性时更容易感到无助,从而选择将决策权交给医疗专业人员。

此外,自我同情在这一互动关系中发挥了进一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自我同情水平较高的父母,其家庭功能对不确定性容忍度与决策风格之间关系的缓冲作用更为显著。换句话说,当父母具备较高的自我同情能力时,他们更能够利用家庭支持来应对不确定性带来的压力,从而更有可能采取主动或共享的决策方式。而在自我同情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家庭功能的调节作用则相对减弱,这可能是因为父母缺乏内在的心理资源,无法有效利用外部的家庭支持来缓解不确定性带来的焦虑和不安。

这一研究结果为理解父母在儿童医疗决策中的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以往的研究多关注于医疗决策本身,而较少探讨父母的心理状态和家庭环境如何共同塑造其决策风格。本研究则强调了心理因素和家庭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揭示了在不同的家庭背景下,父母对不确定性的应对方式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对于医疗决策过程中父母的行为,不能简单地以个体特质来解释,而应综合考虑其家庭系统和内在心理资源的共同影响。

从实际应用的角度来看,这些发现对医疗实践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医疗工作者在与父母沟通时,应意识到家庭功能对父母决策风格的潜在影响。例如,在家庭功能较低的父母群体中,单纯的医疗信息提供可能不足以激发他们的主动参与,反而可能加剧他们的焦虑和无助感。因此,医疗团队在实施共享决策模型时,应评估家庭功能的状况,并根据具体情况调整沟通策略,以确保父母能够在决策过程中发挥适当的作用。其次,自我同情作为一项重要的心理资源,可以作为干预的切入点。对于那些家庭功能较弱的父母,提升自我同情能力可能有助于他们更好地应对不确定性,从而增强其在医疗决策中的主动性。

研究还指出,不确定性容忍度对父母决策风格的影响并非绝对,而是受到家庭功能和自我同情的调节。这种调节作用意味着,父母在面对不确定性时的反应,不仅取决于他们自身的心理特质,还与所处的家庭环境密切相关。例如,在一个功能良好的家庭中,父母可能会感受到更多的支持和理解,从而更有能力处理不确定性带来的压力。而在一个功能薄弱的家庭中,父母可能缺乏必要的支持,导致他们在面对不确定性时更容易退缩或依赖外部权威。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采用了一种连续性的视角来理解父母的决策风格,而非传统的分类方法。这一方法更符合心理学中对人格特质和行为模式的最新理解,即这些特质和行为并非固定不变的类别,而是在不同情境下动态变化的连续体。因此,父母在医疗决策中的参与程度可能随着情境的变化而有所调整,而不是一种固定的偏好。这种观点对于制定更加灵活和个性化的医疗决策支持策略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在家庭功能和自我同情的共同作用下,父母的决策风格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模式。例如,当家庭功能较高且自我同情水平也较高时,父母更容易采取主动或共享的决策方式,即使在面对较高的不确定性时也是如此。而在家庭功能较低且自我同情水平也较低的情况下,父母则更可能采取被动的决策风格,表现出对不确定性的回避倾向。这表明,家庭功能和自我同情可以作为重要的干预目标,通过增强这些因素,可以有效提升父母在医疗决策中的参与度和信心。

此外,研究还提到,父母的决策风格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他们的教育水平、家庭经济状况以及儿童的医疗状况。例如,某些研究发现,受过更高教育的父母可能更倾向于主动参与医疗决策,而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的父母可能因资源有限而表现出更被动的决策倾向。然而,本研究并未直接探讨这些因素,而是将重点放在家庭功能和自我同情上,认为它们是更为关键的调节变量。

在医疗实践中,如何平衡父母的决策参与与医疗团队的专业判断,是一个长期存在的挑战。一方面,父母的积极参与有助于提高治疗的依从性和效果,另一方面,过度的参与可能会增加父母的心理负担,特别是在面对复杂或不确定的医疗情境时。因此,医疗团队需要在提供充分信息的同时,也要关注父母的心理状态和家庭环境,以确保他们能够在决策过程中保持理性和信心。

综上所述,本研究揭示了不确定性容忍度、家庭功能和自我同情在父母医疗决策风格形成中的关键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功能和自我同情可以作为调节变量,影响父母在面对不确定性时的决策倾向。因此,未来的医疗实践和干预措施应更加注重家庭系统的支持和父母的心理健康,以促进他们在医疗决策中的积极参与,同时减少不必要的焦虑和压力。通过提升父母的自我同情能力和家庭功能,可以有效改善他们在医疗决策中的表现,使其更有可能采取主动或共享的决策方式,从而提高整体的医疗质量和家庭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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