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与压迫相关的变量纳入饮食障碍研究中

《Body Image》：The integration of oppression related variables into eating disorder research

本研究通过横截面自我报告问卷和纵向生态瞬时评估法，探讨系统性压迫变量（ORVs）如性别歧视、种族主义、阶级主义、残疾歧视、体重污名化等与进食障碍（EDs）及身体不满的关系。结果表明，ORVs频繁且引发显著压力，尤其是体重歧视，与身体不满呈正相关。研究强调需更多关注系统性压迫在EDs中的影响，以制定包容性干预措施。

　　本文探讨了饮食障碍（EDs）与社会不公相关的变量（ORVs）之间的关系，揭示了这些系统性歧视和偏见在EDs发展和维持中的重要性。研究发现，歧视性体验，尤其是与体重相关的歧视，是EDs的重要诱因之一，同时影响着核心症状——身体不满。这些发现强调了在EDs研究中引入社会正义视角的必要性，以更好地理解不同群体在EDs方面的体验，并为制定更具包容性和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饮食障碍是一种复杂的心理健康问题，其影响不仅限于个体层面，还与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密切相关。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数EDs研究集中于个体因素，如心理特质、神经生物学特征、遗传因素、社会文化因素以及共病情况。然而，这些研究大多在富裕国家、白人、顺性别和健全身体的女性中进行，忽视了其他社会群体的多样性和特殊性。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饮食障碍并不局限于特权群体，而是广泛存在于性别和性取向少数群体、未被充分代表的种族群体以及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人群中。因此，为了全面理解EDs的影响，有必要将社会不公相关的变量纳入研究框架，从而揭示其在不同群体中的作用机制。

社会不公相关的变量包括多种歧视和偏见形式，如顺性别主义、异性恋主义、种族主义、阶级主义、食物不安全、能力建构主义（ableism）、体重歧视和反肥胖偏见等。这些变量不仅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还可能通过一系列心理社会机制对EDs的发展和维持产生深远影响。例如，歧视和偏见可能导致个体感到被边缘化，进而引发心理压力、自我贬低和对身体形象的负面评价。此外，这些系统性不公还可能通过限制个体获得医疗资源、教育机会和社会支持，间接加剧EDs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

研究还指出，社会不公相关的变量可能以不同方式影响不同群体。以性别和性取向少数群体为例，他们往往面临多重系统的压迫，如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经济不平等。这些因素可能相互作用，增加他们患EDs的风险。例如，性少数群体在遭受歧视和排斥的同时，还可能面临身体形象问题，如对体重和体型的负面评价，这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规范密切相关。同样，种族歧视也可能对身体形象产生影响，特别是当个体被社会标签为“非典型”或“不受欢迎”时，他们可能更倾向于将身体视为自我价值的衡量标准，从而加剧身体不满和饮食障碍行为。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了两种主要的数据收集方式：横断面自我报告问卷和纵向生态瞬时评估（EMA）。横断面数据表明，参与者报告了中等程度和低到中等程度的社会不公相关变量。而EMA数据则揭示了体重歧视是最常被报告的ORV，且其对心理压力的影响最为显著。此外，研究还发现身体不满与能力建构主义和体重歧视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些发现为理解EDs的成因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未来的干预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社会不公相关的变量可能通过多种心理社会路径影响EDs。例如，经济不平等可能导致资源获取受限，从而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和身体形象。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食物不安全不仅可能增加体重相关问题的风险，还可能通过长期的饮食限制和暴饮暴食行为导致EDs的发展。同时，社会不公相关的变量可能通过促进身体监视和自我客体化，增加身体不满和EDs的患病率。身体监视是指个体持续关注自己的身体形象，而自我客体化则是指个体将自己视为被他人评价的对象。这种现象在女性中尤为普遍，尤其是在西方社会中，女性往往被灌输以瘦为美的观念，进而导致对身体的过度关注和不满。

在性少数群体中，体重歧视和身体不满尤为显著。研究表明，性少数群体可能因社会对身体形象的刻板印象和歧视而面临更高的EDs风险。例如，同性恋男性和非二元性别者可能更容易受到体重歧视的影响，从而导致身体不满和饮食障碍行为。同时，研究还发现，种族歧视可能通过影响个体的身体形象和自我认同，间接促进EDs的发展。对于亚裔美国人、黑人和拉丁裔人群而言，种族歧视和文化压力可能共同作用，导致他们对身体形象的负面评价和对体重的焦虑。

此外，研究还强调了社会不公相关变量对身体不满的深远影响。身体不满不仅是一种心理状态，还可能成为EDs的核心症状之一。对于不同社会群体而言，身体不满的表现可能有所不同。例如，白人女性可能更容易受到西方瘦美标准的影响，而亚裔女性可能因对身体特征的不满（如眼型、肤色）而面临更高的身体不满风险。同时，种族歧视可能通过加剧社会压力和自我评价，进一步强化身体不满和EDs的发展。

本文还指出，现有的研究在某些方面存在局限性。例如，大多数研究集中在高社会经济地位群体，而忽视了低收入群体的体验。此外，关于体重歧视和身体不满的具体机制仍有待进一步探讨。研究发现，体重歧视不仅可能通过直接的负面体验影响个体，还可能通过内化偏见和自我贬低，加剧身体不满和EDs的严重程度。因此，未来的EDs研究需要更加关注社会不公相关变量的作用，尤其是体重歧视和身体不满之间的关系。

从实践角度来看，研究还强调了将社会不公相关变量纳入EDs治疗的重要性。传统的EDs治疗往往忽视了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导致干预措施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然而，社会不公相关变量可能在不同群体中发挥不同的作用，因此，治疗方案需要根据个体的具体经历进行调整。例如，针对性少数群体，治疗需要考虑他们所面临的多重歧视和身体形象压力，以提供更具包容性的支持。同样，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治疗应关注食物不安全和经济压力对EDs的影响，并提供相应的资源和支持。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表明，社会不公相关的变量在EDs的发展和维持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些变量可能通过多种心理社会机制影响个体的身体形象和饮食行为，进而导致EDs的发生。因此，未来的EDs研究需要更加关注社会不公相关变量的作用，并探索其在不同群体中的具体影响。同时，研究还强调了将社会正义视角纳入EDs干预的重要性，以促进更具包容性和有效性的治疗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