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HIV感染者抗病毒治疗脱失率及影响因素的系统评价与Meta分析
《AIDS Research and Therapy》:Attrition rate of antiretroviral therapy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mong Chinese people living with HIV/AIDS: a meta-analysis and system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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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5年11月23日
来源:AIDS Research and Therapy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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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推荐:为解决中国HIV感染者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RT)脱失率居高不下的问题,景峰团队开展了系统评价与Meta分析。研究纳入19项研究、覆盖188,172例患者,发现中国PWH的ART脱失率为4.0/100人年(95%CI:2.0-5.0),并识别出年龄>50岁(OR=1.51)、男性(OR=1.30)、未婚/独居(OR=1.43)等14个显著影响因素。该研究为优化中国艾滋病防控策略提供了重要循证依据。
在艾滋病防治取得显著成效的今天,一个隐忧逐渐浮现:尽管我国抗病毒治疗覆盖率已达92.8%,但治疗脱失(ART attrition)问题正成为影响整体防治效果的关键瓶颈。当感染者因各种原因中断治疗或失访,不仅个人健康面临风险,更可能带来病毒传播的公共卫生挑战。有研究显示,HIV感染者的累计治疗脱失率高达39.8%,这一数字警示我们,单纯提高治疗覆盖率已不足以保证防治效果,必须深入理解治疗脱失背后的复杂原因。
为系统评估中国HIV感染者抗病毒治疗脱失现状,景峰等研究人员在《AIDS Research and Therapy》发表了最新研究成果。团队通过全面检索中外数据库,最终纳入19项符合标准的研究,包括11项队列研究、4项病例对照研究和4项横断面研究,总样本量达188,172例患者,是迄今为止对中国HIV感染者治疗脱失问题最全面的证据整合。
研究方法方面,团队采用系统评价和Meta分析(一种将多个研究结果进行统计合并的方法)的标准流程,检索了Embase、PubMed等8个中英文数据库,使用RevMan 5.3和Stata 16.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针对不同研究设计采用相应的质量评价工具:横断面研究采用AHRQ量表,病例对照和队列研究采用NOS量表,确保纳入研究的 methodological quality(方法学质量)。对于治疗脱失率,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合并;对于影响因素,则计算合并的比值比(OR)及其95%置信区间(CI)。
研究显示,中国HIV感染者抗病毒治疗脱失率为4.0/100人年(95%CI:2.0-5.0),这一数字高于泰国青少年HIV感染者的2.9/100人年,但低于埃塞俄比亚报告的13.79/100人年。不同研究间存在显著异质性(I2=73%),反映了中国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治疗脱失情况的差异。
Meta分析识别出14个显著影响治疗脱失的因素,涵盖社会人口学特征、临床治疗特征等多方面:
社会人口学因素中,年龄>50岁(OR=1.51)、男性(OR=1.30)、未婚或独居(OR=1.43)显著增加脱失风险。酒精使用(OR=8.48)和静脉吸毒感染(OR=2.15)是行为相关的重要风险因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取药不便(OR=5.38)、家庭支持低(OR=4.81)和被动接受治疗(OR=16.04)等因素虽然纳入研究数量有限,但显示出极大的效应值,提示这些可干预因素在实践中的重要性。
治疗相关因素方面,基线CD4+T淋巴细胞计数>350/μL(OR=1.84)、含蛋白酶抑制剂(PI)的初始方案(OR=1.58)、药物不良反应(OR=1.71)、诊断至治疗间隔>1年(OR=1.20)以及2016年及以后开始治疗(OR=1.57)均与脱失风险增加相关。
研究还通过敏感性分析验证结果稳定性,发现除教育水平、酒精使用、取药不便和被动接受治疗等因素外,多数因素在不同效应模型下结果一致。对纳入研究较多的因素进行发表偏倚检验,未发现明显偏倚(Begg检验P=0.312,Egger检验P=0.130)。
另有9个因素因仅被单项研究报告而未进行Meta分析,包括农民职业、务工经历、月收入、ART前HBV感染、ART前结核感染、HIV病毒载量、治疗最后一个月漏服、含齐多夫定初始方案和WHO临床分期3/4期,这些因素也与治疗脱失相关,但需要更多研究验证。
研究结论强调,中国HIV感染者抗病毒治疗脱失问题值得高度重视,其影响因素多元且复杂。基于证据,研究者提出针对性建议:缩短诊断至治疗启动时间;优化服务流程和取药方式(如延长处方、社区发药或使用长效方案);建立药物不良反应教育、筛查和管理流程,优先选择耐受性更好的初始方案;对男性、未婚/独居者和静脉吸毒者实施分层管理和家庭/同伴支持;利用数字化工具提升治疗依从性和连续性。
该研究的实际意义在于将分散的证据系统整合,为精准干预提供了明确靶点。特别是识别出的取药不便、家庭支持不足、治疗态度被动等可干预因素,为改善治疗连续性提供了具体方向。同时,研究也指出证据局限性:部分重要因素因研究数量少或异质性大,证据确定性有限;仅纳入中国研究可能影响结果外推;一些潜在重要因素因报告不足未能深入分析。
未来需要更多大样本、多中心前瞻性队列研究,动态追踪治疗脱失模式,验证当前发现,并探索更多潜在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在"发现即治疗"策略全面实施的背景下,这一研究为优化中国艾滋病防治体系、降低治疗脱失、提升整体防治效果提供了关键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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