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骨骼遗骸中的牙周炎：墨西哥尤卡坦地区低社会经济地位人群的现代法医样本中，根尖-牙槽嵴（CEJ-AC）距离与牙槽骨缺损之间的关系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aleopathology》：Periodontitis in human skeletal remai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EJ-AC distance and alveolar bone defects in a modern forensic collection of low socioeconomic status individuals from Yucatan, Mexico

牙周炎在墨西哥梅里达市低社会经济群体骨骼样本中的患病率高达94.8%，骨缺损类型（如 infrabony 和 furcation）是主要诊断指标，CEJ-AC 距离（≥4mm）与缺损严重性呈正相关，尤其在磨牙区（p<0.001）。整合形态学评估与量化指标可提高骨骼牙周病诊断准确性，并反映社会经济地位对口腔健康的影响。

　　本研究聚焦于现代低收入群体的牙周病情况，通过对墨西哥梅里达市一个20世纪的法医骨骼样本进行分析，探讨了牙釉质-牙骨质距离（CEJ-AC）与牙槽骨缺陷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指标与牙周病风险因素的关联。研究的样本包括77名成年人（58名男性和19名女性），年龄跨度从28岁到92岁，其中大多数个体死于高龄，并且患有感染、退行性和代谢性疾病。这些骨骼样本来自梅里达的Xoclan墓地，属于未被家属认领的遗骸，因此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能够反映该地区过去几十年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健康状况。

在研究方法上，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对CEJ-AC距离进行测量，并对牙槽骨缺陷进行分类，包括水平性（suprabony）、垂直性（infrabony）和牙根分叉（furcation）三种类型。测量使用标准化的牙周探针，每颗牙齿评估六个点：近中、中点和远中，分别在舌侧和颊侧进行。研究中还排除了那些因牙体或牙槽骨受损而难以准确评估的牙齿，确保了数据的可靠性。CEJ-AC距离的阈值设定为≥4毫米，这一标准在法医骨骼研究中被广泛采用，以区分健康牙齿与牙周病影响的牙齿。然而，研究指出，CEJ-AC距离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受到生理性的牙冠持续生长或补偿性咬合变化的影响，因此不能单独作为诊断依据。

研究结果显示，样本中94.8%的个体至少有一颗牙齿表现出牙槽骨缺陷，这一比例显著高于仅通过CEJ-AC距离判断的55.8%。这表明牙槽骨缺陷是诊断牙周病的主要依据，而CEJ-AC距离则可以作为辅助指标，用于更精确地评估疾病阶段和排除与牙齿生长相关的偏差。研究还发现，CEJ-AC距离与牙槽骨缺陷的严重程度存在正相关（p < 0.001），但这种相关性并非在所有个体中都一致，这可能与个体之间的生理差异、牙齿位置以及疾病进展速度有关。此外，研究发现，尽管男性和女性在牙槽骨缺陷的总体比例上没有显著差异，但男性在某些牙齿位置（如下颌第一磨牙）的牙根分叉病变更为常见。

研究还对牙槽骨缺陷的分布进行了详细分析，发现下颌和上颌的磨牙是受影响最严重的部位，尤其是上颌第二磨牙和下颌第一、第二磨牙，分别有59%和56.3%的缺陷发生率。这与先前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后牙更容易受到严重的牙周病影响，可能与其解剖结构和牙菌斑滞留的特征有关。相比之下，前牙和前磨牙的缺陷发生率较低，且与CEJ-AC距离的相关性较弱。此外，研究指出，牙根分叉病变在样本中发生率约为33.7%，虽然男性比例更高，但该差异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这可能与研究样本中女性数量较少有关。

在讨论部分，研究强调了牙槽骨缺陷在诊断牙周病中的重要性。传统的CEJ-AC测量方法在法医研究中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干扰，包括牙冠的持续生长、牙齿的排列差异以及骨质重塑等。因此，研究建议在法医分析中，应优先考虑牙槽骨缺陷的形态学特征，而将CEJ-AC距离作为辅助指标。这种方法不仅能够减少单一参数带来的误判风险，还能够更全面地反映牙周病的严重程度和分布情况。

此外，研究还指出，样本中牙周病的高发率可能与社会经济状况密切相关。梅里达市在过去几十年中经历了经济结构的变化，传统农业经济逐渐被工业和旅游业取代，导致了社会不平等的加剧。低收入群体，尤其是玛雅原住民，由于缺乏足够的医疗资源和口腔护理，更容易受到牙周病的侵袭。同时，营养结构的变化，如从传统饮食向高糖、高加工食品的转变，也可能是牙周病高发的重要原因。研究还提到，牙周病与慢性系统性疾病（如糖尿病）之间存在双向关系，这为解释样本中牙周病的高发提供了额外的背景信息。

研究还指出，尽管CEJ-AC距离和牙槽骨缺陷之间的相关性较强，但这种关系在不同牙齿位置上存在差异。例如，下颌第一磨牙的颊侧表现出最强的相关性（ρ = 0.80，p < 0.001），而上颌第三磨牙的舌侧则相关性较弱（ρ = 0.25，p = 0.13）。这种差异可能反映了不同牙齿位置在牙周病发展过程中的不同脆弱性。此外，研究还强调，虽然CEJ-AC距离可以作为诊断的参考指标，但必须结合牙槽骨缺陷的形态学特征进行综合判断，以避免因法医因素或生理变化而造成的误判。

在方法学上，研究指出当前法医牙周病诊断仍然面临诸多挑战。例如，牙结石（dental calculus）在法医骨骼样本中可能因挖掘和清洗过程而大量流失，难以作为可靠的诊断依据。此外，牙槽骨的缺损可能源于非牙周因素，如牙体脱位或生理性变化，因此需要仔细区分。研究还提到，虽然一些研究提出了基于线性和形态学的诊断框架，但在实际应用中仍需考虑法医改变和补偿性骨重塑的影响，以确保诊断的准确性。

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样本仅涵盖梅里达市的低社会经济群体，女性样本数量较少，这可能影响性别差异的分析。此外，由于缺乏统一的法医牙周病诊断标准，不同研究之间的比较仍然存在困难。研究建议未来应建立更标准化的诊断体系，以提高跨研究的可比性和可重复性。同时，研究还指出，虽然当前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诊断框架，但仍然需要进一步的验证和扩展，特别是在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下的样本中进行测试。

总的来说，这项研究为法医牙周病的诊断提供了新的视角，强调了形态学特征在诊断中的关键作用，并指出CEJ-AC距离作为辅助指标的价值。通过整合定量和定性分析，研究不仅提高了诊断的准确性，还为理解牙周病与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证据。此外，研究还突出了在法医研究中考虑社会经济背景和环境因素的重要性，为未来的口腔病理学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