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烟与自然生物风险感知：挑战公共卫生中风险分类的社会文化维度研究

《iScience》：Smoking and risk perception of natural and biological hazards: Challenging risk classification in public health

本刊推荐：为探究风险行为倾向（以吸烟为代理指标）如何影响个体对自然与生物危害的感知差异，研究团队在意大利与瑞典开展跨文化比较研究。通过代表性样本（n=4,131）的横断面调查与有序逻辑回归分析，发现意大利吸烟者（尤其是中重度吸烟者）对流行病、野火等7类危害的风险感知显著高于非吸烟者（OR 1.32-1.43），而瑞典无此差异。研究颠覆了传统风险分类范式，揭示风险感知受社会文化背景（如环境政策强度、公众意识）的深层调节，为多风险情境下的精准风险沟通提供新视角。

　　

当气候极端事件与新冠疫情交织袭来，人类如何评估层出不穷的风险？传统公共卫生理论常将吸烟者标签为“风险追求者”，假定其会低估各类危害的威胁程度。但发表于《iScience》的最新研究通过对意大利和瑞典的对比分析，揭开了风险感知的复杂真相：吸烟者并非总是“心大”，其风险判断深刻植根于社会文化土壤。

为破解风险行为与风险感知的关联谜题，由Elena Raffetti领衔的国际团队在2021年8月同步开展两国代表性人群调查（n=4,131）。研究巧妙运用吸烟强度作为风险倾向的代理指标，通过多变量有序逻辑回归模型，在控制年龄、性别等混杂因素后，发现令人意外的地理分异：意大利吸烟者对流行病、野火等7类危害的感知强度呈剂量反应关系——中重度吸烟者（每日吸烟>11支）对危害发生可能性的感知比值比（OR）达1.32（95% CI: 1.01-1.73），对危害影响的感知OR更升至1.43（1.10-1.87）；而瑞典吸烟者却未显现任何显著关联。这一反差被研究者归因于两国社会环境差异：瑞典历经二十年的强效环境政策与公共卫生教育，塑造了集体主义风险应对文化，弱化了个人行为与风险感知的关联；反观意大利，近年频发的空气污染、野火等灾害使吸烟者更易通过“责任转移”机制放大外部风险。

关键技术方法包括：基于Kantar Sifo调查面板的跨国分层抽样（意大利n=1,993，瑞典n=2,138）；使用Likert五级量表同步测量7类危害（如气候变化、流行病等）的发生可能性与个人影响；通过有序逻辑回归分析吸烟强度（分轻、中重度）与风险感知的关联，并纳入教育水平、家庭收入等协变量调整。

研究结果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udy participants

样本特征显示意大利吸烟率（32.7%）显著高于瑞典（8.8%），且两国样本在年龄、性别分布上具有可比性，但瑞典受访者高等教育比例（62.5% vs 35.8%）与家庭收入水平明显更高，为跨文化比较提供理想对照基础。

Perceived likelihood and impact of natural hazards

风险感知维度分析表明，意大利吸烟者对所有危害发生可能性的感知均值为非吸烟者的1.2倍，其中对流行病、野火和空气污染的感知提升尤为突出。在危害影响维度，野火、干旱与空气污染的风险评估同样呈现吸烟者高于非吸烟者的模式，且经多变量调整后依然稳健。

Differences by smoking intensity

吸烟强度分层分析揭示关键梯度效应：意大利中重度吸烟者的风险感知增幅显著高于轻度吸烟者，如对危害可能性的感知OR从轻度组的1.19（0.96-1.47）跃升至中重度组的1.32（1.01-1.73）。这种剂量反应模式在瑞典完全缺失，突显风险感知机制的国别特异性。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颠覆了公共卫生领域长期沿用的风险二分法（risk-seeking/risk-averse dichotomy），提出“认知失调-责任转移”解释框架：吸烟者可能通过外部化风险认知（如夸大环境威胁）来缓解自身健康行为的内在矛盾。控制感（locus of control）理论与可用性启发（availability heuristic）进一步阐释了为何意大利吸烟者更易受近期环境事件（如野火频发）影响而形成风险高估。研究强调风险沟通策略需适配社会文化语境，在环境危机常态化时代，理解风险感知的多元心理机制将成为构建韧性社会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