验证中国青少年早期群体的身体自我认知量表，并探讨其与该群体身体欣赏能力的纵向关系

《Body Image》：Validating the body talk scale among Chinese early adolescents and exploring its longitudinal relationship with body appreciation

早期青少年身体谈话量表（BTS）信效度验证及谈话与身体欣赏的动态关系研究。

　　早期青少年的躯体形象困扰与进食障碍风险密切相关，而躯体谈话（Body Talk）则是影响躯体形象的关键社会因素。这项研究旨在填补两个重要空白：第一，验证躯体谈话量表（Body Talk Scale, BTS）在中国早期青少年群体中的适用性；第二，探讨躯体谈话与躯体欣赏（Body Appreciation, BA）之间的动态关系方向。通过两项研究，研究者不仅确认了BTS在中国早期青少年中的结构效度，还揭示了不同维度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性。

研究1招募了553名早期青少年（平均年龄12.85岁，标准差0.45，女性占比38.70%），并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EFA）、验证性因子分析（CFA）、信度测试、聚合效度测试以及测量不变性测试等多种方法，验证了BTS的三因子结构（负面脂肪谈话[NFT]、负面肌肉谈话[NMT]、正面躯体谈话[PBT]）。研究结果表明，该量表在结构、信度和效度方面表现良好，能够有效评估不同性别群体的躯体谈话行为。这为理解早期青少年的躯体形象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测量工具，弥补了此前研究主要关注15岁以上人群的不足。

研究2则采用为期四周的日记研究法，追踪了265名青少年（平均年龄12.91岁，标准差0.47，女性占比42.64%）的躯体谈话与躯体欣赏之间的动态关系。通过动态结构方程建模（DSEM），研究发现PBT和BA之间存在双向的正向循环，即正面躯体谈话可以促进躯体欣赏，而躯体欣赏也能增强正面躯体谈话的频率。同时，BA对NFT具有单向的负向预测作用，即较高的躯体欣赏水平与较低的负面脂肪谈话频率相关，但这一关系并非双向。至于NMT，研究发现其与BA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方向性关联，表明负面肌肉谈话可能在早期青少年群体中具有中性特征，其与躯体欣赏的关系更多是表面上的，而非因果性的。

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从理论角度来看，它进一步揭示了躯体谈话在早期青少年发展过程中的双重作用，既可能作为应对策略，也可能作为风险因素。从实践角度来看，研究结果可以为学校开展针对青少年躯体形象问题的干预提供指导。例如，通过鼓励正面躯体谈话，可以增强青少年对自身身体的接纳，从而降低进食障碍和抑郁等心理问题的发生率。同时，研究还表明，躯体欣赏在减少负面脂肪谈话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这提示在干预过程中应注重培养青少年对自身身体功能的正确认识。

此外，研究还指出，中国早期青少年的躯体形象态度受到独特的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例如，中国青少年的躯体形象动态可能受到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深刻影响，这些价值观强调社会和谐，这可能会影响他们如何表达和看待自己的身体，与西方青少年或中国成年人有所不同。研究者还发现，中国早期青少年可能更倾向于从功能性角度看待肌肉相关的话题，而非仅仅将其视为对肌肉不足的不满。这一观点与Barnhart等人的研究一致，他们指出在中国男孩中，肌肉不满与脂肪不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研究还探讨了躯体谈话与躯体欣赏之间的三种可能关系：第一，躯体谈话可能影响躯体欣赏，即负面躯体谈话可能削弱躯体欣赏，而正面躯体谈话可能增强躯体欣赏；第二，躯体欣赏可能驱动躯体谈话，即重视身体功能的个体更少参与负面躯体谈话；第三，躯体谈话与躯体欣赏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关系，即两者相互影响，形成正向或负向的循环。虽然已有研究支持这些假设，但大多数研究基于横断面数据，无法确认关系的方向性。因此，研究者采用纵向研究方法，通过DSEM分析不同时间点之间的动态变化，从而更准确地揭示两者之间的关系。

研究1的参与者来自北京的一所中学，采用便利抽样方式，由学校教师和班主任协助招募。最初邀请了553名学生参与，经过排除无效回答后，有效数据保留了452名学生。有效回答率达到了81.7%，表明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研究2的参与者则是研究1的一个纵向子样本，由265名完成了相关效度测量的学生组成。研究2采用为期四周的日记研究法，每周进行一次评估，共有245名学生完成了所有四个阶段的评估，流失率约为7.5%。这种研究方法能够提高生态效度，使研究结果更贴近实际情境。

在伦理方面，该研究已获得西南大学学术伦理委员会的批准（编号：H22037），所有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程序均符合机构和国家研究委员会的伦理标准，并遵循1964年赫尔辛基宣言及其后续修正案或类似的伦理规范。此外，研究者在撰写过程中获得了所有参与者的知情同意，确保了研究的合法性与伦理性。

在作者贡献方面，Haoqian Li负责研究的设计与执行、数据的收集与分析、论文的撰写与修改。Jingjing Wang协助数据收集，并对论文的初稿提出了建议。Dong Yang则参与了研究的设计，并对论文进行了修改。这些贡献体现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也确保了研究的全面性和严谨性。

在研究方法上，BTS的三因子结构得到了充分验证，这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测量工具。同时，研究者还发现，男性在NMT（负面肌肉谈话）的基线水平上高于女性，这可能与性别角色和身体形象的社会期望有关。这一发现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性别差异在躯体谈话中的表现，以及这些差异如何影响躯体形象和进食障碍风险。

研究还指出，BTS在评估不同维度的躯体谈话时具有良好的跨性别一致性，这使得该量表能够广泛适用于不同性别群体。同时，研究者强调，尽管已有研究支持BTS在成年人中的适用性，但其在早期青少年群体中的验证仍需进一步探索。因此，这项研究不仅填补了这一空白，还为BTS在更广泛年龄群体中的应用提供了新的证据。

此外，研究者还探讨了BTS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例如，在中国早期青少年群体中，BTS的结构和维度可能受到文化因素的显著影响，这需要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验证。同时，研究还发现，NMT与BA之间的关系可能具有文化特异性，即在中国青少年中，肌肉相关的话题可能更多地与功能性需求相关，而非单纯的不满情绪。这一发现为理解躯体谈话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表现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实践应用方面，研究者指出，PBT和BA之间的正向循环为身体形象干预提供了新的思路。例如，通过培养青少年的正面躯体谈话习惯，可以增强他们对自身身体的接纳，从而降低进食障碍和抑郁的发生率。同时，研究还表明，BA对NFT的单向预测作用提示，在干预过程中应注重提升青少年的躯体欣赏水平，以减少负面脂肪谈话的行为。这可能对预防进食障碍和改善青少年心理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样本仅来自北京的一所中学，这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地域代表性。此外，研究未考虑其他可能的中介或调节变量，例如同伴的躯体谈话、媒体曝光等，这可能限制了研究的全面性。研究者还指出，对NMT的矛盾解释需要进一步验证，例如需要区分“肌肉不满”与“肌肉期望”之间的差异。这些局限性提示，在未来的研究中应扩大样本范围，增加变量控制，并采用更精细的测量工具来提高研究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总体而言，这项研究不仅填补了在中国早期青少年群体中验证BTS的空白，还揭示了不同维度之间动态关系的复杂性。研究结果表明，PBT和BA之间存在正向循环，而BA对NFT具有单向预测作用，NMT则在早期青少年中表现出中性特征。这些发现为理解躯体谈话在青少年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证据，并为未来的干预策略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研究也强调了文化和社会因素在影响青少年躯体形象中的重要作用，这为跨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