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吻鲤在同时接触lambda-氰氯菊酯和 difenoconazole 时所发生的生物化学和分子层面的紊乱

《Ecotoxi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afety》：Biochemical and molecular disruptions in hook snout carp induced by co-exposure to lambda-cyhalothrin and difenoconazole

全氟化合物（PFAS）在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急性髓性白血病（AML）复发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通过分析21例AML患者移植后1个月的骨髓血浆PFAS浓度及T细胞亚群分布，发现PFOA、PFOS、9Cl-PF3ONS和PFUnDA等PFAS显著升高，并导致效应记忆T细胞（TEM）抑制和中心记忆T细胞（TCM）扩张，削弱移植物抗白血病效应（GVL），提示PFAS骨髓积累是复发的重要预测因子。

　　PFAS（全氟烷基物质）是一类广泛存在的合成化学物质，因其氟化碳链的结构而具有极强的热稳定性和化学稳定性，从而在环境中具有持久性。这些特性使得PFAS在多种工业应用中被广泛使用，例如不粘涂层和消防泡沫。然而，PFAS对免疫系统的影响，尤其是在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后的潜在作用，仍然缺乏深入研究。本研究旨在探讨PFAS在骨髓中的积累是否可能预测急性髓系白血病（AML）在HSCT后的复发，并揭示其与T细胞免疫功能失调之间的关系。

在研究中，研究人员对21名在HSCT后约一个月内达到形态学缓解的AML患者进行了前瞻性队列研究。通过检测骨髓血浆中的32种PFAS同系物，并结合T细胞亚群的免疫表型分析，发现复发患者与持续缓解患者相比，骨髓中PFOS、PFOA、9Cl-PF3ONS和PFUnDA的浓度显著升高。这四种同系物在ROC分析中表现出高预测准确性，表明它们可能在AML复发中起到关键作用。进一步的分析显示，这些PFAS同系物在复发患者中与效应记忆T细胞（TEM）的抑制和中央记忆T细胞（TCM）的扩增存在协调关系，提示这些PFAS可能通过影响T细胞分化，削弱移植物抗白血病（GVL）免疫，从而促进AML的复发。

研究还发现，PFAS在骨髓中的积累可能与多种不良健康效应相关，包括肝毒性、肾脏和睾丸癌症以及免疫毒性。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将免疫毒性列为PFAS的主要健康风险，指出这些物质可能抑制疫苗抗体反应，并干扰免疫细胞功能。机制研究表明，PFAS通过干扰T细胞激活、减少促炎细胞因子释放、抑制RAG1/RAG2基因表达以及降低IL-2启动子活性，从而影响T细胞功能。此外，PFAS还可能改变T辅助细胞（T-helper cells）的分化，导致Tfh和Th2细胞减少，并削弱自然杀伤细胞（NK细胞）的功能，降低机体对疾病的抵抗力。

尽管PFAS具有已知的免疫抑制作用，但其在癌症免疫调节中的具体作用，尤其是在造血系统恶性肿瘤中的影响，尚未被充分研究。AML是一种高度侵袭性的血液癌症，其病程受到多种遗传和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目前，AML的病因学研究仍不完全，已知的风险因素包括遗传易感性、先前的化疗或放疗、吸烟以及特定的职业暴露，如苯。然而，这些因素仅能解释部分病例，因此需要进一步探索新的风险因素。

HSCT是治疗AML的有效手段，尤其是对于高危患者。然而，约20%的患者在移植后10年内仍会发生复发，导致约42%的移植相关死亡。这表明，除了遗传因素外，还有其他非遗传、可调控的因素在影响移植后的复发风险。GVL效应是HSCT后抗白血病免疫的核心机制，主要依赖于供体来源的T细胞对残余白血病克隆的识别和清除。骨髓微环境作为残留疾病、免疫系统和环境毒素的储存场所，可能是PFAS影响免疫调节的关键部位。已有研究表明，骨髓基质中的PFAS水平与骨矿物质密度（BMD）呈负相关，但PFAS是否会影响移植后T细胞的稳态并导致AML复发，仍需进一步探索。

研究结果表明，PFAS在移植后的骨髓环境中表现出特定的积累模式，并与AML复发存在显著关联。通过检测骨髓血浆中的PFAS浓度，研究人员发现复发患者的PFAS水平普遍高于持续缓解患者，尤其是PFOS、PFOA、9Cl-PF3ONS和PFUnDA。此外，PFAS的相对贡献比例在不同患者群体中也存在差异，提示PFAS对免疫系统的不同影响可能与个体的免疫状态和疾病特性有关。进一步的统计分析表明，这些PFAS同系物在复发患者中与T细胞亚群的比例变化密切相关，特别是在效应记忆T细胞的抑制和中央记忆T细胞的扩增方面。这种T细胞的失调可能削弱GVL效应，从而促进AML的复发。

研究还探讨了PFAS对T细胞功能的具体影响。通过流式细胞术分析，研究人员发现复发患者中PFOA、PFOS、9Cl-PF3ONS和11Cl-PF3OUdS与效应记忆T细胞频率呈显著负相关，同时与中央记忆T细胞频率呈正相关。这表明这些PFAS可能通过干扰T细胞分化，导致免疫功能的改变，从而影响移植物抗白血病免疫。相比之下，持续缓解患者中PFAS与T细胞亚群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部分同系物与效应记忆T细胞的频率呈负相关，而与中央记忆T细胞呈正相关。这种差异可能反映了不同患者群体对PFAS暴露的敏感性不同，也可能与疾病本身的特性有关。

此外，研究还发现PFAS暴露可能对T细胞的整体稳态产生影响，但并未显著改变CD4/CD8的比例。这表明PFAS可能通过特定的机制影响T细胞的功能，而不会对整体免疫平衡造成明显破坏。这种选择性的免疫毒性可能与PFAS对特定T细胞亚群的干扰有关，例如通过改变T细胞的分化路径或影响其功能状态。这种“双打击”机制可能通过抑制效应记忆T细胞的活性，同时促进中央记忆T细胞的扩增，从而创造一个有利于AML复发的微环境。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首次提供了PFAS在骨髓中的积累与HSCT后AML复发之间的临床证据。这些发现不仅有助于理解PFAS对免疫系统的影响，还可能为改善HSCT的治疗效果提供新的思路。例如，通过识别特定的PFAS同系物作为复发的预测标志物，可以为患者进行个体化的风险评估和干预措施。此外，研究还强调了未来需要进一步探索PFAS对免疫系统的作用机制，包括其是否通过受体介导的信号传导、骨髓基质细胞功能的改变或造血干细胞的表观遗传修饰来影响T细胞的分化和功能。

尽管研究结果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研究样本量较小（n=21），这限制了结果的普遍适用性。未来需要在更大规模、多中心的队列中进行验证，以排除个体差异对结果的影响。其次，本研究为观察性研究，无法直接证明PFAS是导致AML复发的因果因素。因此，未来的研究应结合动物模型和体外实验，以更深入地探讨PFAS对免疫系统的作用机制。最后，研究尚未明确PFAS影响T细胞分化和功能的具体分子路径，这需要进一步的实验验证，例如通过细胞培养、信号通路分析和表观遗传学研究来揭示PFAS的潜在作用机制。

综上所述，本研究揭示了PFAS在骨髓中的积累可能与AML复发存在密切联系，并可能通过影响T细胞免疫功能，削弱移植物抗白血病效应。这一发现不仅为理解PFAS对免疫系统的潜在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改善HSCT的临床结果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未来的研究应结合更广泛的临床数据、动物模型和分子机制分析，以进一步验证PFAS在AML复发中的作用，并探索有效的干预策略。通过这些努力，可以更好地评估PFAS作为可调控因素在移植医学中的重要性，并为开发新的治疗和预防措施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