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基因型-表型图谱的黑箱:跨越微观与宏观进化间的解释鸿沟
《Evolution》:Cracking open the blackbox of genotype-phenotype map: Crossing the explanatory gap between micro- and macro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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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5年11月23日
来源:Evolution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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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针对传统进化遗传学主要关注种群内可遗传变异,而忽略高阶分类群间固定性状演化机制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分解基因型-表型(GP)图谱的新视角。作者认为应将GP图谱根据过程类型(如脊椎动物的形态发生、生长和核心维持代谢)进行分解,这些过程具有不同的产生变异的能力和演化速率。该框架有助于解释长期进化模式,特别是变异模式的稳定性以及不同性状以不同速率进化的现象,为连接微观与宏观进化提供了新思路。论文发表于《Evolution》。
在生命科学的宏伟画卷中,进化生物学始终致力于揭示地球上生物多样性的起源。目前,基于种群遗传学的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近缘物种内部及之间的差异。然而,一个巨大的挑战依然横亘在科学家面前:如何用同样的种群遗传学原理解释那些仅在高等分类群(如哺乳动物、鸟类)间存在差异、且在种群内不再发生变异的固定性状(例如动物身体蓝图的基本结构)是如何建立并长期维持的?这些缓慢演化的性状,如同生物体结构的“边界条件”,限定了种群内变异发生的范围,但它们本身的演化机制却似乎超出了当前主流理论的解释范围。
传统上,对于不同性状演化速率的差异,存在两种主要解释思路:一种强调自然选择强度的不同,另一种则侧重于发育过程所决定的变异偏向性(即进化发育生物学关注的“进化能力”)。例如,形态性状和生活史性状在遗传力上的差异,既可能被归因于选择压力的不同,也可能被解释为后者受到了更强的“渠化作用”(canalization),从而缓冲了突变的影响。对于那些完全不表现出种群变异的极端情况,如身体蓝图性状,它们往往被排除在种群遗传理论的考量之外。然而,与其将它们视为绝对的“约束”,不如从变异产生的潜能角度来理解,这为解决问题提供了新的曙光。
在此背景下,发表于权威期刊《Evolution》的这篇观点文章提出了一种创新的框架。作者Mihaela Pavlicev认为,要理解长期进化改变,关键在于认识到将基因序列变异映射为表型变异的发育和生理过程本身并非铁板一块。不同的过程类型具有内在不同的产生变异的能力和演化倾向。因此,她主张将复杂的基因型-表型(GP)图谱分解为具有不同变异属性的子图谱。对于她熟悉的脊椎动物类群,她重点阐述了三种核心过程类型:形态发生(morphogenesis)、生长(growth)和核心维持代谢(core maintenance metabolism)。这一视角使我们能够聚焦于这些过程在自然选择影响下的相互作用,并勾勒出导致不同进化模式的条件。
为了支撑这一观点,作者并未依赖单一的实验技术,而是综合运用了理论建模、比较生物学分析、遗传学数据(如数量性状位点QTL分析、基因表达谱)、以及对经典和当代研究(例如关于肢体退化、颈椎进化稳定性、一碳代谢网络稳健性的研究)的深入再诠释。这些方法共同构建了一个多证据支持的论证体系。
早期发育的形态发生过程奠定了动物身体蓝图的总体和局部格局,从而决定了生物体变异性的维度(即身体有多少部分可以独立变化)。这个过程涉及发育细胞群体间的高度互动性,其GP图谱特征是非模块化(或单模块化)、高度整合和非线性的。这意味着在此阶段活跃的基因发生突变,极有可能影响胚胎的多个拓扑区域,表现出高度的多效性(pleiotropy)。这种广泛的多效性使得突变很难是有利的甚至仅仅是可存活的,正如影响脊椎动物“系统发育阶段”的突变通常导致高死亡率和高发病率(如人类颈椎变异常伴随心血管、泌尿生殖系统或神经系统异常)所表明的那样。因此,作用于形态发生过程的筛选主要来自内部因素(即发育系统本身的要求),这种“内部选择”(internal selection)或“负担”(burden)导致了该过程及其相关基因的高度保守性。
与形态发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生长过程显示出巨大的产生表型变异的潜力。种群内巨大的、可遗传的体型变异(如人类、犬类),以及物种间沿体型大小方向的分化(即“最小阻力路线”,line of least resistance),都暗示生长相关的GP图谱具有最高的进化能力。虽然对生长变异架构的机制性研究仍较缺乏,但一些理论模型(如指数生长模型)提示生长可能产生方向性正上位效应(positive directional epistasis),从而增加可利用的加性遗传方差。然而,实际遗传学数据(如品系杂交实验)有时显示负方向上位效应,这表明生长变异的产生机制仍需深入探索。作者提出,影响沿着形态发生所设定维度进行生长的突变,可能是种群中 segregating 形态变异的主要来源。
核心维持代谢过程负责维持机体内环境稳定,抵御外部条件变化。其GP图谱同样是高度互动和非线性的,但特点是高度稳健(robustness)。代谢网络的拓扑结构(如别构调节的存在)使其能够缓冲包括突变在内的各种扰动。例如,对人类一碳代谢网络的精细建模显示,需要相当大的扰动才能显著影响网络输出,自然变异通常被网络结构所缓冲,对整体功能影响甚微。这种稳健性意味着尽管存在基因组变异,但短期内产生的可遗传表型变异很少。然而,某些关键突变(如影响别构调节的)可能打破稳健性,释放隐藏的变异。这部分GP图谱可能主要通过近中性过程演化,但其对维持生物体基本功能至关重要,任何结构功能的变化都必须与之兼容。
这三种GP子图谱并非简单的生命史序列。尽管脊椎动物的形态发生图式主要限于早期,但其与生长期交错进行,且后期过程(生长、维持)在机制上依赖于早期设定的维度。例如,四足动物肢体的退化常先经历尺寸缩小,而结构图式(如指骨数量)的改变仅在尺寸降至阈值后才发生。这体现了生长的高度可进化性及其与相对保守的形态发生过程的机制独立性。异时发生(heterochrony)进化是这一关系的典型体现。
上述模型的关键推论是,种群中 segregating 的变异分布主要由生长过程产生,但变异的“方向”却由保守的形态发生图式所设定。这解释了为何新产生的变异(无论是遗传的、还是非遗传的发育噪声)其分布模式会高度一致,并且种间分歧的方向与种内变异的方向也常常对齐。著名的Alberch和Gale(1985)关于蛙和蝾螈肢端发育的实验为此提供了有力证据:相同的生长扰动在不同类群中产生不同的表型结果,这些差异可直接由它们之间固定的发育图式差异来解释。
要解释宏观进化改变(如身体蓝图本身的演变),则需要关注形态发生和核心代谢GP图谱的演化。形态发生图式的改变可能在其所依赖的生长过程发生改变(如部分结构生长大幅减少)后,内部选择压力放松时发生。对于核心代谢图谱,其稳健性可能因内外环境剧变而打破,从而释放隐藏的遗传变异,促使GP图谱结构发生改变。这方面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前景广阔。
本文提出的框架将GP图谱视为由不同变异产生能力和演化速率的子过程组成的 mosaic 结构,而非单一整体。这使我们能够更有条理地思考为何表型的不同方面以不同速率和特定方向进化。其结果是,进化产生了一个广泛保守的 phenotypic 结构模式(通过受限的变异或强大的内部选择),在这些结构的边界内,某些方面(如体型)可以发生显著变异和适应。这一视角有助于弥合进化生物学中结构主义与功能主义观点之间的鸿沟。
未来研究面临诸多挑战,包括深入探索生长过程产生变异的潜力,将生理学置于与发育同等重要的中心位置,以及探究特定GP图谱结构的起源和演化。后者可能受到图谱间相互依赖性的强烈影响,这为较少被考虑的进化改变的内在动力学(即内部选择)打开了大门。正如观点文章常有的特点,本文提出的问题远多于答案,但希望能引导我们走向对进化过程的新理解,并更接近进化生物学各分支间长期寻求的概念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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