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前后土耳其青少年进食障碍就诊趋势变化与启示:一项揭示危机对心理健康影响的回顾性研究

《Journal of Eating Disorders》:Presentations of eating disorders among youth in Türkiye before and after COVID-19: lessons learned for the future

【字体: 时间:2025年11月24日 来源:Journal of Eating Disorders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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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针对COVID-19大流行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特别是进食障碍(EDs)就诊模式的深远影响,在土耳其安卡拉市医院开展了一项回顾性病历回顾。研究发现,疫情期间EDs月均转诊率激增133%,且共病抑郁和焦虑的比例显著下降,凸显了疫情特异性压力源对EDs临床表现的影响。该研究强调了在危机时期及未来,加强早期识别、教育者意识和服务可及性(包括远程医疗)的紧迫性。

  
在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COVID-19大流行席卷全球,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更对心理健康,尤其是脆弱人群的心理状态产生了深远冲击。对于正处于身心发展关键期的青少年而言,学校关闭、社交隔离、常规生活节奏被打乱、以及网络上充斥的各类健康信息,都可能成为诱发心理问题的温床。其中,进食障碍(Eating Disorders, EDs)作为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以其高死亡率和对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巨大危害,受到了广泛关注。国际研究已经表明,疫情期间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进食障碍就诊人数出现了显著上升。然而,在土耳其这样的中东地区国家,关于COVID-19如何影响青少年进食障碍临床特征的详细数据却十分缺乏。了解疫情这一特殊时期如何改变进食障碍的就诊模式、疾病类型和共病情况,不仅有助于评估当下医疗服务的需求与缺口,更能为未来应对类似公共卫生危机提供宝贵的经验教训。
在此背景下,由Hakan Ogütlü博士领导的研究团队,在《Journal of Eating Disorders》上发表了一项研究,旨在深入探讨COVID-19疫情前后,土耳其青少年进食障碍就诊情况的演变。研究人员聚焦于一个核心问题:这场全球性的健康危机,是否以及如何改变了前往土耳其大型三级医院求治的青少年进食障碍患者的画像?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研究人员主要采用了回顾性病历综述的研究方法。研究的核心数据来源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安卡拉市医院,这是一所政府资助的三级医疗机构。研究团队系统地回顾了该医院在2019年9月至2021年8月期间(涵盖疫情前6个月和疫情最初18个月),所有因进食相关问题被转诊至儿童青少年精神科和儿科青少年医学部的10至18岁青少年的电子健康记录。通过对这些记录的分析,研究人员提取并比较了疫情前后两个时期患者的 demographics(人口统计学特征)、进食障碍诊断类型(根据ICD-10标准,如神经性厌食症(Anorexia Nervosa, AN)、神经性贪食症(Bulimia Nervosa, BN)、其他特定性喂养或进食障碍(Other Specified Feeding or Eating Disorder, OSFED)等)、精神科共病(如抑郁、焦虑)以及转诊趋势等关键信息。数据分析则使用了SPSS统计软件进行。
研究结果
Demographics and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人口统计学与人群特征)
在研究期间,共有176名青少年被转诊,其中绝大多数(93.2%)为女性。患者的平均年龄为15.1岁,男女之间在年龄上没有显著差异。就诊断分布而言,OSFED是最常见的诊断,占所有病例的69.6%,其次是AN(24.4%)和BN(5.7%)。这表明在临床实践中,非典型性或未特定型的进食障碍构成了就诊患者的主体。
Referrals to Service(服务转诊情况)
转诊数据的对比揭示了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在疫情前的6个月(2019年9月至2020年2月),共记录了22例转诊,月均转诊率为3.67例。而在疫情期的18个月(2020年3月至2021年8月),转诊病例数激增至154例,月均转诊率达到8.56例。这一增长幅度高达133%,且具有统计学显著性。这意味着,在COVID-19疫情期间,因进食障碍寻求专业帮助的青少年数量是疫情前的两倍多,清晰地表明疫情显著加剧了对此类精神卫生服务的需求。
Comorbidities(共病情况)
另一个有趣的发现涉及精神科共病。总体而言,有15.3%的进食障碍患者至少患有一种精神科共病。然而,当比较疫情前后时,差异非常明显:疫情前,高达50%的患者存在共病;而疫情期间,这一比例降至10.4%。具体来看,疫情前患者中共病情绪障碍(27.3% vs 5.8%)和焦虑障碍(22.7% vs 1.9%)的比例均显著高于疫情期间。研究人员指出,这并非意味着疫情期间的评估不够全面(所有评估均由训练有素的儿童精神科医生完成),而更可能反映了疫情这一特殊背景下,转诊途径和压力源的改变。例如,封锁期间家长有更多机会观察子女的进食行为,可能更早地发现了单一的进食问题并寻求帮助,而未等到共病的情绪问题充分发展。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的结果与全球多个国家观察到的趋势一致,即COVID-19大流行与青少年进食障碍就诊率的显著上升密切相关。这种增长被认为与疫情带来的多重压力有关,包括社交孤立、日常作息紊乱、对体重和体型的过度关注、以及网络信息的负面影响等。研究还特别注意到,在2021年2月土耳其学校分阶段复课后,出现了一个转诊高峰。这可能源于重返校园带来的社交比较压力、学业压力以及家庭在假期期间对异常进食行为的觉察增加。
本研究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疫情期间就诊的进食障碍患者其共病率显著降低。这提示,疫情期间出现的进食障碍病例,其临床特征可能更具“反应性”,即由急性应激因素直接触发,而非长期、复杂的心理病理发展所致。这对于预后可能是一个相对积极的信号,因为早期干预对于应激相关的进食问题可能效果更好。然而,这也强调了临床医生需要进行全面评估,避免遗漏可能存在的、尚未充分表现的共病问题。
尽管转诊数量大幅增加,但研究发现在疫情前后,患者就诊时的身体质量指数(BMI)及其百分位数没有显著差异。这表明,尽管求诊人数增多,但患者就诊时的医学严重程度并未加重。这与一些报告称疫情期间患者因就医延迟而病情更重的研究结果不同,提示了不同医疗体系下疫情影响的差异性。
该研究的发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它敲响了警钟:即使在疫情等危机时期,青少年进食障碍的医疗服务需求不仅不会减少,反而可能急剧增加,医疗系统必须具备足够的韧性和弹性来应对这种激增。其次,研究指出了加强早期识别和干预的必要性,特别是在学校等青少年聚集的场所。在土耳其,教育工作者对进食障碍的认知水平较低且存在 stigma(污名化),这构成了早期干预的障碍。因此,开展针对教师、家长和社区的公衆意识提升项目和反污名化运动至关重要。最后,疫情期间广泛应用的远程医疗(Telehealth)展现出了巨大潜力,它可以作为扩大服务覆盖范围、提供心理教育和培训的有效工具,特别是在医疗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
当然,本研究作为单中心回顾性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样本代表性、观察期长度不均、缺乏长期随访数据等。未来的研究需要更大规模、多中心、前瞻性的设计来进一步验证这些发现,并追踪这些青少年患者的长期结局。
总而言之,这项研究首次详细描绘了COVID-19疫情对土耳其青少年进食障碍就诊模式的深刻影响。它不仅证实了全球性的增长趋势,还揭示了疫情背景下独特的临床特征变化。这些宝贵的“经验教训”强调,投资于强大的精神卫生系统、普及早期识别知识、并整合创新技术如远程医疗,对于保障青少年在危机时期及未来的心理健康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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