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肝癌的临床需求与研究投入

《Asia-Pacific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Clinical Need and Research Investment for Liver Cancer in Australia

澳大利亚原发肝癌（PLC）负担显著上升，尤其低收入、原住民及偏远地区。尽管发病率、死亡率及DALYs增加，但研究投资不足，需加强跨部门合作以应对挑战。

　　在澳大利亚，原发性肝癌（Primary Liver Cancer, PLC）已成为一个日益严峻的公共卫生问题。近年来，PLC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显著上升，这一趋势不仅影响着个体健康，也对社会和经济体系造成了沉重负担。与此同时，尽管PLC的疾病负担不断加重，但相关的研究资金投入却相对不足，与疾病带来的挑战不成正比。这种研究投入与疾病负担之间的失衡，凸显了在PLC防控方面亟需更多的关注和资源。本文旨在深入探讨PLC在澳大利亚的流行趋势、主要风险因素以及与之相关的健康和社会经济影响，并分析当前研究资金分配的现状，以期为未来的政策制定和研究方向提供参考。

PLC在全球范围内是第六大常见癌症，同时也是第三大致命癌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2020年全球约有83万例PLC死亡病例，占所有癌症死亡总数的约4.7%。预计到2040年，PLC的全球发病率和死亡率将分别上升55%。在澳大利亚，PLC的发病率在过去20年中增长了约12倍，死亡率也上升了约8倍，这使得PLC成为除甲状腺癌以外，所有癌症中死亡率增长最快的疾病之一。尽管其他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近十年内保持稳定或下降，但PLC却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这种上升趋势在某些特定人群中更为显著，例如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原住民、居住在偏远地区的居民以及文化与语言多样性较高的群体。这些群体的PLC发病率和死亡率均高于一般人群，表明PLC对这些社会弱势群体的影响尤为突出。

PLC的高发病率和死亡率与其较差的生存率密切相关。在澳大利亚，PLC的五年生存率仅为约20%，而其他一些恶性肿瘤，如乳腺癌、结直肠癌等，其生存率则显著更高。这种生存率的差异部分归因于PLC的诊断时间较晚、治疗手段有限以及疾病发展过程中对治疗的不敏感性。由于大多数PLC病例发生在肝硬化基础上，患者往往无法接受某些可能有效的治疗方案，这进一步限制了治疗效果。此外，PLC的高死亡率与较高的“死亡与发病率比”（Mortality-to-Incidence Ratio, MIR）密切相关。MIR反映了在确诊后，患者最终因该疾病死亡的比例。PLC的MIR在2014年至2023年间平均为0.850，这一数值远高于其他癌症，例如胰腺癌（0.817）和肺癌（0.652）。MIR的高值意味着PLC患者在确诊后更可能面临死亡风险，这提示我们需要在疾病早期诊断和干预方面投入更多努力。

PLC的高负担不仅体现在死亡率和生存率上，还体现在其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方面。根据澳大利亚疾病负担研究，PLC在2022年占所有癌症疾病负担的17%，并导致了大量失能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 DALYs）的损失。DALYs是衡量疾病对健康影响的重要指标，它结合了因疾病导致的死亡人数和失能人数。在PLC中，约23.3%的DALYs损失发生在40至59岁人群中，这一年龄段的劳动力占比较高，因此PLC对社会生产力的损害尤为显著。此外，PLC的经济成本也相当可观，仅2019年至2020年，其直接医疗费用就达到了5.22亿澳元，而间接成本（如生产力损失）则高达43亿澳元。这些数据表明，PLC不仅是一个严重的健康问题，也是对社会经济体系的重大挑战。

PLC的高负担与其特定的人口特征密切相关。首先，原住民群体的PLC发病率和死亡率均显著高于非原住民群体。根据澳大利亚健康与福利机构（Australian Institute of Health and Welfare, AIHW）的数据，原住民的PLC发病率是普通人群的约2.4倍，而死亡率则高出约50%。这种差异可能与原住民群体中较高的肝病患病率、较低的健康意识、以及医疗资源获取不便等因素有关。其次，PLC在男性中的发病率显著高于女性，男性与女性的发病率比为72:28。这一性别差异可能与男性更易暴露于某些风险因素有关，如酗酒、吸烟、肥胖等。此外，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也面临更高的PLC风险。根据澳大利亚的相对社会经济优势与劣势指数（Index of Relative Socio-Economic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IRSAD），PLC的发病率在最底层社会经济群体中显著高于最顶层群体。同样，死亡率和MIR也呈现出类似的模式，表明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对PLC的发病和预后具有重要影响。

在地理分布上，PLC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偏远地区尤为突出。根据AIHW的数据显示，PLC的发病率在“非常偏远”地区最高，达到每10万人中有12.2例，而其他地区则在6.6至7.9例之间。这种地理差异可能与这些地区居民获取医疗服务的难度、健康教育的普及程度以及生活方式的不健康因素有关。此外，PLC在不同州的发病率也存在显著差异，例如2020年，北领地的PLC发病率是西澳大利亚的约3倍。这些数据提示，PLC的防控需要因地制宜，针对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针对性干预。

PLC的主要风险因素包括酒精滥用、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肝病（Metabolic Dysfunction-Associated Fatty Liver Disease, MAFLD）、肝硬化以及慢性病毒性肝炎。其中，MAFLD和肝硬化是近年来PLC发病率上升的重要原因。随着澳大利亚肥胖和2型糖尿病患病率的增加，MAFLD的患病人数也在上升。据估计，目前约有三分之一的澳大利亚成年人患有MAFLD，预计未来十年这一比例将增加25%。MAFLD与肝硬化的关联性使得其成为PLC的重要诱因，尤其是对于处于早期肝病阶段的患者而言，他们可能尚未表现出明显症状，但已经处于高风险状态。因此，对MAFLD的早期筛查和干预对于预防PLC的发生至关重要。

慢性病毒性肝炎，尤其是乙型肝炎病毒（HBV）和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也是PLC的重要病因。根据AIHW的数据，原住民群体的HCV感染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六倍，而来自东南亚的移民群体则面临较高的HBV感染风险。这些高感染率进一步推动了PLC的发病率，尤其是在这些群体中，由于医疗资源获取受限，以及对病毒性肝炎的认知不足，导致早期诊断和治疗的缺失。因此，针对这些高风险群体的病毒性肝炎预防和管理策略显得尤为重要。

尽管PLC的疾病负担不断上升，但与之相对应的研究资金投入却明显不足。澳大利亚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委员会（National Health and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NHMRC）是该国主要的科研资助机构之一，但在PLC相关研究上的资金占比仅为约1%。相比之下，乳腺癌和黑色素瘤等其他癌症的研究资金投入则显著更高，分别占总癌症研究资金的9%和5%。这种研究资金分配的不均衡，进一步加剧了PLC防控的困难。同样，澳大利亚医学研究未来基金（Medical Research Future Fund, MRFF）对PLC的研究资助也相对较少，仅占总癌症研究资金的约2.8%。这些数据表明，PLC的研究投入远低于其临床需求，尤其是在早期诊断、治疗手段创新以及预防策略方面，仍存在较大的研究空白。

为了应对PLC带来的挑战，澳大利亚需要采取更加综合的策略。首先，提高公众对PLC及其风险因素的认知至关重要。通过加强健康教育和宣传，可以帮助高风险人群更好地了解自身健康状况，并采取预防措施。其次，加强针对特定高风险群体的筛查和诊断服务。例如，原住民和偏远地区的居民由于医疗资源匮乏，往往难以获得及时的诊断和治疗，因此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基层医疗体系，提高这些地区的医疗服务可及性。此外，还需要加强对MAFLD和病毒性肝炎的管理，尤其是在移民和原住民群体中，这些疾病的高患病率可能进一步加剧PLC的流行趋势。

在政策层面，政府应推动多部门协作，整合公共卫生、医疗政策、社会福利和科研资助等多个领域，形成合力应对PLC问题。例如，澳大利亚癌症计划（Australian Cancer Plan）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提升癌症防治水平的措施，包括提高早期诊断率、优化治疗方案、加强患者支持等。这些措施若能有效实施，将有助于缩小PLC与其他癌症之间的生存率差距。此外，新南威尔士州癌症协会（NSW Cancer Council）提出的2024至2028年战略，也为未来PLC防控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综上所述，PLC在澳大利亚的流行趋势和疾病负担呈现出显著的上升态势，尤其在原住民、移民、男性以及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中更为明显。这些群体的PLC发病率和死亡率均高于一般人群，表明PLC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影响尤为严重。同时，PLC的研究资金投入远低于其临床需求，这可能限制了我们对该疾病机制的深入理解以及新疗法的开发。因此，针对PLC的防控需要采取更加系统和综合的策略，包括加强公众健康教育、优化高风险群体的筛查和诊断服务、推动病毒性肝炎和MAFLD的管理，以及增加相关研究的投入。只有通过多方协作和资源整合，才能有效应对PLC带来的健康和社会经济挑战，从而改善患者预后，减轻疾病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