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二次转移效应：人格因素的作用

《Journal of Community &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Explaining the Secondary Transfer Effect: The Role of Personality Factors

接触主要群体（如移民）的质量与青少年宜性及开放性提升相关，进而改善对其次级群体（如LGBT、残疾人）的态度，纵向研究支持人格变化的中介作用。

　　接触效应（Contact Effect）是社会心理学中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其核心理念在于通过与特定群体的互动，可以改善个体对其他群体的态度。其中，二次接触效应（Secondary Transfer Effect, STE）则提出了一种更为广泛的影响机制：与某一主要群体的接触不仅会影响个体对该主要群体的态度，还可能通过某种中介机制，间接改善其对其他未直接参与接触情境的次要群体的态度。这一现象的意义在于，它揭示了接触的广泛社会价值，表明积极的跨群体互动不仅有助于缓解对特定群体的偏见，还可能促进更广泛的包容与理解。然而，尽管这一理论在实证研究中获得了广泛支持，其背后的机制仍存在一定的模糊性，特别是在解释为何某些接触能够泛化到其他群体时，相关研究尚未充分揭示。

为了进一步探索STE的潜在中介因素，研究人员开始关注个体的人格变化。人格外向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和亲和力（Agreeableness）作为五因素人格模型（Five-Factor Model, FFM）中的两个关键维度，被认为可能在接触效应的泛化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这种观点源于一个基本的假设：人格特质并非完全固定，而是可以在特定生活经历中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可能会影响个体对不同群体的态度。因此，如果个体在与主要群体的接触中变得更具亲和力或外向性，他们可能会表现出更积极的态度，不仅限于接触对象，还可能扩展到其他次要群体。

这一研究框架在两项研究中得到了验证。第一项是基于成年人样本的横向研究，第二项则是针对高中生的纵向研究，采用三波数据收集方式，以探讨人格变化与态度改变之间的关系。研究样本共计912名意大利参与者，涵盖了不同年龄和背景的人群。通过测量接触频率和质量，以及人格特质和对主要群体（移民）和次要群体（同性恋者、残疾人）的态度，研究人员试图揭示人格变化在STE中的作用。

在第一项研究中，结果显示，接触质量与亲和力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而亲和力又与对次要群体的态度改善有关。这意味着，当个体与主要群体的接触质量较高时，他们的亲和力也会相应提升，从而对其他未直接接触的群体表现出更积极的态度。然而，接触频率与态度改善之间的关系则较为复杂，其影响在不同群体之间存在差异。值得注意的是，接触频率与亲和力之间的负向关联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接触频率未能有效促进态度改变，而接触质量却能够发挥更大作用。

第二项研究进一步拓展了这一发现，采用纵向设计，以捕捉个体在不同时间点的人格变化与态度变化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接触质量在个人层面（within-person）与外向性之间存在正向关联，而外向性又与对残疾人态度的改善相关。这表明，人格特质的变化可能是STE的一个关键中介机制。同时，研究还发现，接触质量在个体层面与对主要群体的态度改善之间存在间接效应，这支持了人格变化作为接触泛化机制的观点。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接触不仅直接影响个体对特定群体的态度，还可能通过人格特质的变化，对其他群体产生间接影响。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从理论角度来看，它为STE的解释提供了新的视角，即个体在与主要群体的互动中经历的人格变化，可能成为其对其他群体态度改善的潜在机制。从实践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在促进社会包容和减少偏见的过程中，不应仅仅关注接触的频率或直接互动的结构，而应更加重视接触的质量，以及其对个体人格发展的潜在影响。

此外，研究还探讨了不同人格特质对态度的影响。例如，亲和力通常被认为与对他人的积极态度相关，而外向性则与对新体验的开放性有关。因此，当个体在与主要群体的接触中变得更具亲和力时，他们可能更容易接纳和理解其他群体。同时，外向性的提升可能使个体更愿意接触和理解多样性，从而影响其对其他群体的态度。这种人格特质的变化可能成为STE的有力解释，因为它能够为态度改变提供一个更为稳定的内部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接触频率在某些研究中表现出与态度改变的关联，但其影响并不总是显著，甚至有时呈现出负向效应。这可能与接触经历的性质有关，即频繁的接触并不总是积极的，反而可能包含更多的负面互动。因此，研究强调了接触质量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在接触具有积极意义的情况下，个体的人格特质才可能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其对其他群体的态度。

此外，研究还探讨了不同人格特质对态度的影响，例如亲和力和外向性。这些特质的变化可能与个体在接触过程中所经历的情感、认知和行为调整有关。例如，亲和力的提升可能源于个体在接触过程中表现出更多的合作和理解，而外向性的增强则可能与个体在接触中获得的新体验和认知扩展有关。这些人格特质的变化不仅影响个体对特定群体的态度，还可能通过泛化效应，影响其对其他群体的态度。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研究采用了多水平模型（multilevel mediation model）来区分个体层面（within-person）和群体层面（between-person）的效应。这种方法能够更好地捕捉个体在不同时间点的变化，从而更准确地评估接触对人格和态度的长期影响。研究发现，接触质量在个体层面与亲和力和外向性的变化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而这些变化又进一步影响个体对其他群体的态度。这种机制表明，接触不仅改变了个体对特定群体的态度，还可能通过人格特质的变化，产生更广泛的积极影响。

然而，研究也指出了当前STE研究的一些局限性。首先，大多数研究仍然以相关性分析为主，缺乏对中介机制的深入探讨。其次，关于人格变化在STE中的作用，目前的证据仍然较为初步，需要更多的纵向研究来验证。此外，研究还发现，不同群体之间的态度改变可能存在差异，例如外向性可能对某些群体的态度改变更为显著，而对其他群体的影响则较弱。这提示我们，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更细致地分析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以及人格特质如何在这些差异中发挥作用。

总体而言，这些研究为STE的理论框架提供了新的视角，表明人格变化可能是其背后的重要机制。这不仅拓展了我们对接触效应的理解，也为促进社会包容和减少偏见提供了新的策略。例如，通过设计高质量的跨群体接触，可以激发个体的人格发展，从而间接改善其对其他群体的态度。这种机制可能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适用于不同文化背景和社会情境。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人格变化在STE中的具体路径，以及不同人格特质对态度改变的相对贡献，从而更全面地理解接触的长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