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引擎：探讨节能与减排财政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Sustainable future engine: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fiscal policies on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quality

绿色技术创新激励与政策协同效应研究，基于2008-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多期差分模型发现节能减碳财政政策（ESER）显著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量（GIQ），每单位ESER增加约7%的GIQ，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吸引绿色投资者实现双路径传导，并与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NRP）形成协同效应，对环保重点城市、高污染行业及非国企效果更显著，同时优化企业ESG表现。

　　在全球气候治理压力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的“双碳”目标（碳达峰与碳中和）对绿色技术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绿色技术创新已成为协调环境监管与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本研究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8年至2023年）的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DID）模型，探讨节能与减排财政政策（ESER）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量（GIQ）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ESER对GIQ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每增加1单位ESER，GIQ平均提升约7%。此外，ESER通过吸引绿色投资者和缓解融资约束的双重路径，推动GIQ的提升。ESER与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政策（NRP）的协同效应，进一步放大了对创新质量的积极影响。研究还发现，ESER在注重环境保护的城市、重污染行业以及非国有企业的环境中，展现出更强的促进效果。最后，ESER能够通过优化GIQ间接提升企业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绩效。研究结论为完善中国的绿色技术创新激励体系提供了科学依据，并为全球气候治理框架下的政策干预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在全球气候变化日益严重、环境污染问题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推动绿色和低碳发展已成为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议题。据国际能源署（IEA）数据显示，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持续上升，2023年已达到374亿吨。作为技术创新和政策实施的基本单位，企业绿色转型的紧迫性日益凸显，各国亟需激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潜力，推动绿色技术的突破和广泛应用。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国，面临着更加强烈的绿色和低碳转型需求，减排压力尤为突出。在绿色发展的实践过程中，中国积累了丰富的政策经验，形成了独特的研究案例。根据中国生态环境部发布的数据，中国2023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达到126亿吨，占全球排放总量的约34%，如图1所示。在政策推动和大规模绿色转型的背景下，中国企业绿色专利数量和绿色技术商业化效率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然而，技术创新质量方面仍存在结构性矛盾，绿色专利技术的外部溢出能力较弱，技术突破与制度滞后的问题突出，仅依靠技术追赶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随着市场体系的逐步完善，低碳政策在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中的作用日益增强。与以往关于绿色创新的研究相比，本文在研究视角上有所突破。现有文献主要关注绿色创新的量化指标，如绿色专利申请数量或研发投入规模，强调政策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然而，创新数量的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创新质量的提升。如果创新成果缺乏技术突破或市场转化潜力，实现实质性的减排和经济效益将面临较大困难。基于这一认识，本文将研究重点从“创新数量”转向“创新质量（GIQ）”，以更准确地反映企业在低碳转型过程中的真实创新能力。

作为一种兼具资源配置和激励功能的财政工具，ESER能够通过降低绿色创新的财务门槛、缓解研发风险、提升预期收益，有效激发企业的绿色转型动力。因此，从低碳政策的角度出发，本文系统探讨了ESER如何通过市场机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质量的提升，填补了现有研究的空白。此外，本文突破了单一政策视角的局限，研究了ESER与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政策（NRP）之间的协同效应。以往研究往往将ESER和NRP视为独立的政策工具，而本文从政策协同的角度出发，系统分析了二者在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质量方面的互补机制。这种政策协同的分析为完善低碳政策的系统性和协调性提供了新的实证依据。

本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现有研究更多关注企业内部机制和宏观经济因素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而ESER作为低碳政策工具的作用机制尚未被充分探讨。本文引入低碳政策视角，系统分析了ESER如何促进GIQ的提升，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其次，研究发现ESER对不同城市、行业和企业类型具有差异化影响，突出了因地制宜政策的重要性，为制定基于地方特点的差异化发展政策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基础。第三，本文深入分析了GIQ的传导机制，确认ESER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增强绿色投资者信心的方式促进GIQ的提升，从而丰富了对政策响应机制的理解。最后，本文揭示了ESER与NRP的协同效应，强调了将环境监管与产业政策相结合的必要性。研究结论为中国的低碳转型提供了实证支持，并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指导。

现有关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从企业内部结构、制度框架和宏观经济发展的三个视角展开。这三个视角构成了一个层级分明且相互补充的理论体系，如图2所示。在企业内部结构方面，已有研究关注企业特征、员工构成和组织文化等因素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这些因素在企业战略决策、资源配置和创新环境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为理解企业内部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机制提供了基础。在制度框架方面，研究主要探讨政策环境、监管体系和法律制度等因素如何影响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行为。制度的完善程度和政策的连贯性，决定了企业是否能够顺利推进绿色转型。在宏观经济发展的视角下，研究关注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投入等因素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这些宏观因素通过市场机制和资源配置渠道，间接影响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

ESER对GIQ的影响机制，如图3所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优化资源配置、强化政策引导和培育竞争机制。首先，绿色技术创新活动通常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且投资回报周期较长，这导致了资金短缺，尤其是在中小企业（SMEs）中更为明显。ESER通过补贴、税收优惠或绿色信贷支持等方式，有效缓解了这一资金瓶颈，为企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稳定的财政保障。其次，ESER通过政策引导，增强了企业对绿色技术发展的信心，提高了其对绿色投资的接受度。政策的引导作用不仅体现在直接的财政支持上，还体现在对绿色技术发展方向的明确指引，从而推动企业更加积极地参与绿色技术创新。第三，ESER通过培育竞争机制，促进了企业在绿色技术领域的创新活力。在财政激励的推动下，企业之间形成了更为激烈的竞争环境，促使企业不断提升自身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以在市场中占据有利地位。

为了更全面地理解ESER对GIQ的影响，本文采用了多期双重差分（DID）模型，以确保研究结果的稳健性。该模型能够有效控制时间固定效应和个体固定效应，从而更准确地识别ESER对GIQ的因果影响。此外，本文还对不同类型的样本进行了异质性分析，以探讨ESER在不同城市、行业和企业类型中的差异化影响。这种分析不仅有助于理解政策效果的地域差异，还能为制定更加精准的政策提供依据。例如，在注重环境保护的城市，ESER对GIQ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而在重污染行业，ESER则能够通过降低企业的环境成本，提升其绿色技术创新的意愿和能力。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由于其融资渠道相对有限，ESER通过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有助于缓解其融资约束，从而提升GIQ。

在数据来源方面，本文选取了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8年至2023年）作为研究对象，并采用了以下筛选标准：首先，排除ST和*ST公司的样本；其次，排除金融行业的样本；第三，排除数据缺失的样本。绿色专利申请、引用以及ESG数据均来自CNRDS数据库，其他变量数据则来自CSMAR数据库。为了确保数据的稳健性和可靠性，本文对主要变量进行了1%的Winsorization处理，以减少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这种数据处理方法在实证研究中较为常见，有助于提高研究结论的可信度。

从描述性统计来看，如表3所示，GIQ1的均值为0.56，标准差为0.98，最小值为0.000，最大值为4.174。GIQ2的均值为0.522，标准差为0.94，最小值为0.000，最大值为4.025。这些数据表明，中国企业在绿色技术创新质量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同时存在较大的波动性。这种波动性可能源于不同企业在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上的差异，以及政策实施效果的不均衡。因此，本文的研究不仅关注ESER对GIQ的总体影响，还深入探讨了其在不同条件下的具体表现。

在基准回归分析中，本文将GIQ作为因变量，ESER作为自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表明，ESER对GIQ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种影响在不同样本中的表现存在差异。通过基准回归，可以初步验证ESER对GIQ的促进作用，为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和异质性检验提供基础。此外，基准回归还揭示了ESER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如企业规模、行业特征和区域政策等，为理解ESER对GIQ的综合影响提供了参考。

在机制检验部分，本文基于信号理论和资源基础观，探讨了ESER如何通过税收优惠和专项补贴等工具向市场释放绿色发展的信号。这种信号的释放有助于缓解绿色投资领域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吸引关注环境的机构投资者。绿色投资者通过资本注入，不仅能够缓解企业的研发约束，还能促使企业将环境成本内部化，提高其绿色技术创新的意愿和能力。此外，本文还分析了ESER对融资约束和投资者信心的双重影响，进一步验证了其在促进GIQ方面的传导机制。这种机制检验不仅有助于理解ESER对GIQ的具体作用路径，还能为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在讨论部分，本文系统分析了ESER如何促进GIQ的提升，并揭示了其在不同条件下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ESER对GIQ的促进作用不仅体现在直接的财政支持上，还通过吸引绿色投资者和缓解融资约束的间接路径发挥作用。这种多层次的促进机制，使得ESER对GIQ的影响更加显著。此外，研究还发现，ESER与NRP的协同效应能够进一步放大对GIQ的正向影响，表明在政策设计中，需要考虑不同政策之间的互补性和协同性，以实现更高效的绿色技术创新。这种政策协同不仅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还能推动整个社会的绿色转型，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在结论部分，本文通过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对ESER对GIQ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以下主要结论：首先，ESER对GIQ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突破了现有研究的局限，表明政策激励在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质量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其次，ESER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吸引绿色投资者的方式，进一步提升GIQ。这一发现为理解政策对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第三，ESER与NRP的协同效应能够显著放大对GIQ的正向影响，表明在政策设计中，需要注重不同政策之间的互补性和协同性，以实现更高效的绿色技术创新。第四，ESER在注重环境保护的城市、重污染行业以及非国有企业中，展现出更强的促进效果，这一发现强调了政策效果的地域差异和行业差异，为制定更加精准的政策提供了依据。最后，ESER能够通过优化GIQ间接提升企业的ESG绩效，表明绿色技术创新质量在企业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性。

本文的研究不仅在理论上丰富了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机制的理解，还在实践中为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通过实证分析，本文揭示了ESER对GIQ的多层次促进作用，以及其在不同条件下的异质性影响。这些发现对于推动中国的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全球气候治理框架下的政策干预提供了理论支持。在未来的政策设计中，应更加注重ESER与NRP的协同效应，推动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政策的深度融合，以实现更广泛的环境与经济协同发展。此外，政策制定者还应关注不同城市、行业和企业类型之间的差异，制定更加精准和有效的政策，以提升绿色技术创新的整体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