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网络受害与自杀倾向：从护理学角度探讨父母教养方式的调节作用

《Journal of Pediatric Nursing》：Cyber-victimization and suicidal probability among adolescent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arenting styles from a nursing perspective

本研究通过横断面调查，分析1017名埃及青少年的父母教育方式（权威型、放任型、专制型）对网络受害（直接与间接）及自杀意念的影响。结果显示，权威型父母显著降低青少年自杀风险（效应量-0.316，p<0.001），而放任型和专制型父母分别通过直接（效应量0.239）和间接路径（效应量0.424）增加风险。城市青少年、高年级学生及单亲家庭子女更易受网络受害影响，日均上网超6小时者自杀风险最高。研究强调权威型教育能增强心理韧性，而放任和专制型教育削弱青少年应对能力。

　　这是一项针对青少年群体进行的关于网络受害与自杀倾向之间关系的研究，特别关注了父母教养方式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团队由来自沙特阿拉伯Qassim大学护理学院的七名研究人员组成，他们共同探讨了在数字化社会中，青少年如何应对网络欺凌和网络受害，并如何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这项研究的背景是互联网的普及使得网络欺凌成为一种日益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在青少年群体中，这种形式的欺凌可能对他们的心理健康产生深远影响。

研究采用了横断面描述性相关性调查的方法，对1017名青少年进行了调查。调查工具包括网络受害量表、父母权威问卷和自杀概率量表。通过路径分析，研究揭示了父母教养方式对网络受害与自杀倾向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放任型教养方式与青少年的自杀倾向有直接关联，其影响系数为0.239，且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CR 3.927，p < 0.001）。相比之下，权威型教养方式表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316，且具有高度显著性（CR = -6.498，p < 0.001）。而专制型教养方式则与自杀倾向存在正向关联，影响系数为0.424，同样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CR = 7.995，p < 0.001）。此外，直接网络受害对自杀倾向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影响系数为0.413）和间接影响（影响系数为0.116，CR = 2.623，p = 0.009）。

这些结果表明，放任型和专制型教养方式可能增加青少年自杀的风险，而权威型教养方式则具有保护作用，有助于减少网络欺凌带来的负面影响。研究还指出，年龄较小的青少年以及居住在城市地区的青少年更容易受到网络欺凌的影响。此外，经济状况不佳和过度使用互联网的情况进一步加剧了这些挑战。因此，研究强调了促进支持性父母教养方式和创建安全的网络环境在改善青少年心理健康和降低自杀风险方面的重要性。

在研究方法方面，研究团队采用了严格的样本选择和数据收集流程，确保研究的科学性和伦理合规性。研究对象来自埃及艾尔-比哈里省的五所公立中学，样本量经过计算以确保统计学效力。参与者的入选标准包括正在就读于2024–2025学年的中学生、拥有智能手机并过去六个月至少使用过一个社交媒体平台，以及有稳定的互联网连接。研究通过家长签署知情同意书确保了参与者的自愿性和数据的保密性。

在数据处理和分析方面，研究使用了IBM 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研究团队首先进行了数据的初步审查，以排除错误或缺失的数据。随后，通过Kolmogorov-Smirnov和Shapiro-Wilk检验评估了定量变量的分布正常性。Cronbach's alpha用于评估量表的内部一致性，Kaiser-Meyer-Olkin系数和Bartlett球形度检验用于评估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的样本量。研究还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和t检验来分析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对研究变量的影响，如性别、年龄、居住地、家庭收入、父母教育水平和每日互联网使用时间。

研究发现，性别、年龄、居住地、家庭收入、父母教育水平和每日互联网使用时间等因素对青少年的网络受害和自杀倾向有显著影响。例如，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受到网络受害，而年龄较大的青少年（17岁）和居住在城市地区的青少年显示出更高的自杀倾向。家庭收入较低的青少年报告了更高的网络受害率，而每日使用互联网超过六小时的青少年也显示出更高的自杀倾向。这些发现为制定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了重要依据，表明在不同社会经济背景和地理环境中，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面临不同的挑战。

此外，研究还探讨了父母教养方式与青少年心理结果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放任型教养方式与希望感缺失、自杀意念、负面自我评价、敌意和整体自杀风险呈正相关。而作者型教养方式则与这些心理问题呈负相关，显示出其保护作用。权威型教养方式不仅与较低的自杀倾向相关，还与较低的网络受害率相关，表明这种教养方式有助于青少年更好地应对网络欺凌带来的压力。专制型教养方式则与直接网络受害和整体自杀风险呈正相关，表明这种教养方式可能增加青少年的心理负担。

研究还指出，网络受害的类型对自杀倾向的影响存在差异。直接网络受害，如侮辱、威胁和排斥，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影响更为直接，而间接网络受害，如谣言传播和社交排斥，虽然影响程度较低，但同样具有潜在的风险。这些发现强调了在应对网络欺凌时，不仅需要关注直接的负面行为，还需要注意间接的伤害方式，如社交排斥和谣言传播。

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其横断面设计，这限制了因果关系的推断，并且可能受到自我报告数据的偏差影响。未来的研究应考虑纵向设计，以更全面地评估这些关系随时间的变化。此外，研究还建议进一步探索其他因素，如个性特征、情绪调节能力和应对策略，以及同伴关系对父母教养方式和网络受害之间关系的影响。

总体而言，这项研究为理解父母教养方式在青少年网络受害与自杀倾向之间的调节作用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依据。研究结果强调了在数字化时代，支持性的父母教养方式和安全的网络环境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性。通过促进健康的父母教养实践和创建安全的网络空间，可以有效改善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降低自杀和网络受害的风险。这些发现对于教育工作者、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和政策制定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有助于制定更有效的干预措施和支持系统，以保护青少年免受网络欺凌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