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腺癌与收入损失：丹麦的异质性结果与纵向效应

《Nature Communications》：Breast cancer and income loss in Denmark: heterogeneous outcomes and longitudinal effects

本研究利用丹麦全国登记数据，通过匹配队列和事件研究双重差分法，系统评估了2000-2018年乳腺癌诊断对患者个人及家庭收入的十年期影响。研究发现非退休人群人均收入损失达7,138欧元，而家庭收入损失较小且十年内可恢复。研究揭示了学生、健康基线较差等亚群承受不成比例的经济负担，为完善社会福利政策提供了精准实证依据。

　　

在全球范围内，乳腺癌是女性中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不仅给患者带来巨大的健康负担和死亡风险，还对其经济状况产生深远影响。2020年全球乳腺癌患者高达780万，相关死亡人数达68.5万。预计到2040年，新发病例将超过300万，较2020年增长40.8%。除了直接的医疗费用，乳腺癌导致的收入损失、生产力下降以及家庭照护负担等问题，构成了疾病的间接经济负担，可能引发长期财务困境，威胁家庭经济安全。从更宏观的视角看，乳腺癌相关的生产力损失在2020至2050年间预计将占全球GDP的4.3%。

尽管已有研究对乳腺癌的间接成本有所关注，但多数局限于短期观察，缺乏长期的跟踪数据，且未能充分应用严谨的因果推断框架来区分疾病本身的经济影响。此外，现有研究往往聚焦于工作年龄人群，忽略了学生、退休人员等亚群的特殊情况，也未能充分考虑死亡率差异对收入评估的影响。丹麦拥有完善的全民登记系统和高福利的社会政策，为开展此类研究提供了独特条件。丹麦的福利体系包括雇主支付的病假工资、国家提供的疾病津贴、残疾养老金等多种经济保障措施，理论上应能有效缓冲疾病对收入的冲击。然而，这些政策在实际中的保护效果如何？不同特征的人群是否受到平等对待？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严谨的研究来回答。

在此背景下，由Emily K. Johnson、Harsh Parikh、Kim Rose Olsen、Angela Y. Chang和Liza Sopina组成的研究团队，在《Nature Communications》上发表了最新研究成果。他们利用丹麦2000年至2018年的全国登记数据，开展了一项大规模队列研究，旨在精确量化乳腺癌诊断对患者个人及家庭等效收入的十年期影响，并深入分析不同亚群之间的异质性。

为了回答研究问题，研究人员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关键技术方法：研究基于丹麦全国登记数据，涵盖了2000-2018年期间所有女性乳腺癌患者（n=61,656）及约430万女性对照人群。核心方法为精确匹配（Exact Matching）队列分析，在诊断前一年对年龄、教育、就业状况、收入分位数、家庭规模、关系状况、Charlson合并症指数（CCI）和医院使用率等多维度变量进行严格匹配，以构建可比对照组。同时，辅以事件研究双重差分法（Event Study DiD）验证结果的稳健性，并进行了包括仅匹配年龄、年龄与教育等在内的多种简化模型比较以评估模型设定偏误。此外，研究还进行了包含死亡率调整的敏感性分析，将65岁前的死亡后年份个人收入设为零，以评估过早死亡带来的经济价值损失。

收入损失与亚群差异

研究结果显示，在控制生存状态（即仅考察存活者的收入）的情况下，非退休乳腺癌患者十年累计个人收入平均损失7,138欧元（95% CI 6,777-7,498），约占对照组同期总收入的1.50%。损失在诊断后第五年达到峰值（年损失约1,094欧元），之后虽有所下降，但在十年内持续存在。若将因乳腺癌导致的过早死亡所损失的潜在收入（即死亡后至65岁前的收入计为零）考虑在内，经济差距急剧扩大：非退休人群十年累计个人收入损失高达34,547欧元。在2000-2018年间，这为丹麦全国带来了约10.34亿欧元的总损失。

家庭等效收入受到的冲击则小得多。非退休人群十年累计损失仅为1,544欧元，且在十年内得以恢复。这表明家庭内部存在收入补偿机制，其他成员的收入增加缓冲了患者收入下降的影响。

亚群分析揭示了经济负担的显著异质性。在非退休人群中，诊断时为在校学生的患者个人收入损失最大（22,163欧元，占对照组收入的4.90%），其次是在职人群（9,207欧元，1.70%）和病假/育儿假领取者（9,009欧元，2.50%）。退休人员收入未见显著损失。高教育程度（如研究生学历者损失20,072欧元，2.60%）和高收入群体承受的绝对损失更大。健康状况较差（如CCI为3的患者损失22,945欧元，6.50%）或诊断前医疗资源使用频繁（如6-10次住院者损失9,985欧元，2.20%）的患者，其收入损失也更严重。40-45岁年龄组的损失最高（11,732欧元，2.10%）。值得注意的是，诊断前健康状况最差（CCI>4或住院11次以上）或最低收入四分位数组的患者，未观察到显著收入损失，研究者认为这可能与生存偏倚（即该群体死亡率较高，幸存者特征不同）及福利政策的托底效应有关。

事件研究双重差分分析

事件研究双重差分分析的结果与匹配分析基本一致，证实了收入损失的持续性和增长趋势。平行趋势检验显示，在诊断前年份，处理组和对照组的收入趋势无显著差异，满足模型假设。诊断后，处理组的收入损失系数变得显著且随时间推移而增大，到第九年累计损失达3,931欧元。这一方法的验证增强了研究结果在控制不可观测混杂因素方面的稳健性。

模型设定与稳健性

研究人员比较了不同匹配变量组合下的估计结果。仅匹配年龄甚至得出乳腺癌诊断与收入增加相关的错误结论；匹配年龄和教育低估了损失程度；而匹配除CCI和医院使用率外的所有变量，结果与主分析相近（损失6,716欧元）。在诊断前五年进行匹配的模型估计损失为5,199欧元。这些比较突显了全面控制社会经济、人口统计学和健康混杂因素对于准确估计因果效应的重要性。

研究结论指出，丹麦健全的社会福利体系（如病假工资、残疾养老金等）和家庭内部的财务调整，有效缓解了乳腺癌对大多数患者及其家庭的经济冲击，使得长期收入损失相对温和且部分可恢复。然而，这种保护并非完全均等。在校学生、基线健康状况较差、高收入和高教育背景等特定亚群承受了不成比例的经济负担，其收入损失更为严重和持久。这表明现有的社会安全网对于最脆弱的群体而言，仍有待加强。

这项研究通过严谨的因果推断方法和长期的随访数据，首次全面描绘了乳腺癌在高福利国家丹麦造成的长期经济图景，并精准识别了需要政策额外关照的脆弱群体。其研究方法为在其他拥有类似登记数据的国家开展疾病经济负担研究提供了范本。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探索收入构成（工资与福利的转换）、财富变化以及不同癌症亚型和治疗方案对经济结果的影响，从而为构建更具韧性和公平性的癌症幸存者支持体系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