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博物馆藏品与数字生态学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Digital museum objects and digital ecologies

数字博物馆对象作为关系性实体，通过数字生态系统中的物理与数字要素互动形成意义。该生态系统在促进访问的同时亦存在结构性限制，如数字殖民主义与边缘化问题，需通过透明化实践与社区参与实现包容性。

　　数字博物馆对象是当代博物馆实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仅承载着文化记忆和历史信息，还通过网络关系和数字生态构建了新的意义和价值。本文探讨了数字博物馆对象如何在数字生态中发挥作用，以及这些生态如何既促进又限制了与数字博物馆对象的互动。文章的核心观点是，数字博物馆对象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复杂的网络关系与人、技术、环境和文化体系相互连接，形成了一个动态的、多维的生态系统。这种生态系统不仅决定了数字博物馆对象的可见性，还深刻影响了公众对这些对象的理解、参与和归属感。

首先，文章指出数字博物馆对象是“关系性对象”，即它们的价值来源于与其他实体和虚拟实体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不仅仅是人与对象之间的交流，还包括对象与对象之间的联系，以及人与技术、环境、文化之间的多重关系。例如，一件数字化的文物可能通过社交媒体、博客、在线展览等多种方式与观众互动，这些互动又可能引发新的意义生成和知识创造。数字博物馆对象的意义并非固定，而是随着互动的展开不断演变和重构。这种动态性使得数字博物馆对象成为一种具有创造潜力的媒介，它们能够激发新的讨论、新的理解，甚至新的文化实践。

其次，文章提出了“数字生态”的概念，强调数字博物馆对象并非存在于真空之中，而是嵌套在一个由物理和数字元素共同构成的复杂系统中。这个系统包括硬件、软件、网络基础设施、社会文化结构以及经济和政治力量。数字生态不仅决定了数字博物馆对象如何被呈现，还决定了哪些群体能够接触到这些对象，哪些群体则被边缘化。这种边缘化现象在文章中被称为“数字边缘化”，指的是由于技术、经济、文化和社会因素的不平等，某些群体在数字环境中被排除在外，无法平等参与数字博物馆对象的讨论和使用。

数字生态中的权力关系是文章关注的另一个重点。作者指出，数字生态中的权力结构往往偏向于“少数世界”（minority world）的机构和国家，这些国家在全球数字技术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权力结构不仅体现在技术的控制上，还体现在对知识的组织和传播方式上。例如，大多数数字博物馆对象的描述和分类依赖于少数世界的知识体系，这可能导致对其他文化背景的文物的理解受限或被扭曲。此外，数字生态中的权力关系还体现在对互联网的控制上，少数世界国家通过技术垄断、数据收集和信息流通的方式，影响了全球范围内对数字博物馆对象的访问和使用。

文章还探讨了“数字殖民主义”（digital colonialism）这一概念，认为它与传统的殖民主义有相似之处，但其表现形式更为隐蔽和复杂。数字殖民主义指的是少数世界国家通过技术手段对多数世界国家的文化和知识进行控制和塑造，从而维持其在全球数字生态中的主导地位。这种控制不仅体现在对技术的垄断上，还体现在对信息的筛选、对文化的定义以及对知识的传播方式上。例如，一些数字博物馆对象的描述和分类可能忽视了其原生文化背景，或者以一种不平等的方式呈现了其历史和文化意义。这种现象可能导致数字博物馆对象成为文化霸权的工具，而非真正的文化共享平台。

文章还通过具体的案例来说明数字生态如何影响数字博物馆对象的可见性和可访问性。例如，苏格兰的“神秘新石器时代雕刻石球”在数字环境中被呈现的方式，可能会影响观众对其意义的理解。这些石球在数字博物馆中被展示为具有多种可能用途的文物，如游戏筹码、重量计、煮锅或记忆载体。然而，观众在理解这些对象时，往往受到数字生态中信息流动和权力结构的影响。例如，某些数字资源可能被有意或无意地排除在主流叙述之外，从而限制了观众对这些对象的全面认识。

另一个案例是复活节岛的“莫阿伊”（Moai）雕像，特别是“霍阿哈卡纳尼阿”（Hoa Hakananai’a）这一雕像。它目前被存放在大英博物馆中，但其原生文化背景和意义在数字生态中被重新构建。数字博物馆对象的呈现方式，如3D扫描、在线展览和社交媒体传播，可能会影响观众对这件文物的理解。然而，这种理解往往受到数字生态中权力结构的影响，导致原生文化的声音被边缘化，而少数世界国家的叙事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现象不仅反映了数字生态中的不平等，也揭示了博物馆在数字环境中如何成为权力的工具，而非文化平等的平台。

文章还讨论了数字生态中的“知识体系”问题，指出大多数数字博物馆对象的描述和分类依赖于少数世界国家的知识体系，这可能导致对其他文化背景的文物的理解受限或被扭曲。例如，某些数字博物馆对象可能被描述为具有普遍价值的文物，而忽视了其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这种现象在原住民文物的数字化过程中尤为明显，因为这些文物往往涉及复杂的知识产权问题和文化归属问题。数字生态中的权力结构可能使得这些文物的数字化和展示过程成为一种文化剥夺，而非文化共享。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文章提出了几个可能的解决方案。首先，博物馆需要在数字博物馆对象的创建和展示过程中保持透明，承认知识的缺失和不完整。这种透明性不仅包括对数字博物馆对象的来源和制作过程的公开，还包括对技术、经济和文化因素的反思。其次，博物馆应主动邀请原生文化群体参与数字博物馆对象的描述和展示过程，确保这些对象能够以一种更加包容和多元的方式呈现。第三，博物馆需要认识到数字生态中的不平等，并采取措施减少这些不平等的影响，例如通过社区咨询和合作的方式，确保数字博物馆对象的展示和解释能够反映多元的声音和视角。

此外，文章还强调了数字生态中的“数字正义”（digital justice）问题，认为博物馆在数字环境中应承担起促进文化平等的责任。这不仅包括对数字博物馆对象的透明处理，还包括对数字生态中不平等现象的批判和反思。例如，博物馆可以通过公开讨论数字博物馆对象的制作过程、技术选择和文化背景，来增强观众对这些对象的理解和尊重。同时，博物馆还应关注数字生态中的技术成本和环境影响，确保数字博物馆对象的创建和展示不会对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

文章最后指出，数字博物馆对象的真正价值在于它们能够促进文化对话和知识共享，而不是仅仅作为静态的展示物存在。因此，博物馆需要在数字生态中采取更加开放和包容的策略，确保数字博物馆对象能够成为文化多样性和社会正义的载体。这不仅要求博物馆在技术层面进行创新，还需要在文化层面进行反思和调整。只有通过这种全面的变革，数字博物馆对象才能真正发挥其潜力，成为连接不同文化、促进理解与交流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