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行动主义、环境不公以及原住民的土地权益问题：在马来西亚半岛的资源开发前沿对遗产保护相关行动的反思与质疑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Cultural activism,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and Indigenous (dis)possession: contesting mobilisations of heritage on a resource frontier in Peninsular Malaysia

马来西亚柔佛州原住民Seletar人因Iskandar马来西亚开发计划面临土地侵占、环境恶化及文化遗产威胁。通过定居者殖民主义理论分析，研究揭示气候变化加剧了环境剥夺与社会不公，而Seletar人通过动员文化遗产参与抵抗，但需在静态化文化遗产叙事与现代化诉求间平衡。结论强调文化遗产在环境正义中的双重性作用及原住民自主性困境。

　　在马来西亚半岛的吉打州，原住民“orang seletar”社区长期以来面临着气候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自200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资源开采与经济增长模式，使orang seletar的土地、水域和资源逐渐演变为“资源前沿”（Tsing, 2005）。这些资源前沿区域不仅是资源开发的场所，同时也是具有自然和文化意义的区域。大规模的海岸填海工程，特别是针对敦加湾（Danga Bay）的开发项目，对orang seletar的传统领地造成了严重的侵占，导致环境污染、渔业资源减少以及对他们的传统生计构成威胁。面对这种生存危机，orang seletar社区通过运用自身的文化传统和对自然环境的隐性知识，积极抵抗这些外部势力的侵占和同化压力。本文采用“移居殖民主义”作为分析框架，并结合长期的民族志实地研究，探讨文化传统在环境与文化权利斗争中的作用。尽管气候变化加剧了对orang seletar的环境剥夺、原住民灭绝和文化消亡，但它也提供了一个机会，让orang seletar能够利用其文化传统来反抗环境与社会不公。通过分析不同文化传统的构建方式和在领土争夺中的应用，本文揭示了文化传统与环境正义之间复杂而矛盾的关系。

在马来西亚，原住民“orang asli”构成了一个边缘化的少数民族群体，占当地总人口不到0.8%。他们不仅面临着严重的边缘化，还承受着强烈的伊斯兰化压力，被要求融入主流的马来穆斯林社会。然而，他们并不总是被视为比其他族群更为落后或原始。在殖民之前，orang asli与马来苏丹国之间存在着一种主从关系，其中内陆族群通过采集和交换获取资源，而沿海族群如orang seletar则在跨海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马来苏丹国的守护者，保护航行于马来群岛的商船。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关系逐渐演变为一种移居殖民主义的特征，即主流马来穆斯林社会对orang asli领土的持续侵占，以及对其社会结构和文化的压制。

在敦加湾的orang seletar社区，特别是Kampung Sungai Temon村，他们的生活和文化与这片海域紧密相连。村长Salim bin Palon带领着约60名村民，他们世代居住于此，并发展出一套独特的生态智慧和文化实践。这些实践包括对渔业季节性的了解、潮汐规律的掌握、对不同植被和沿海生物的认识，以及他们与自然环境互动的宗教信仰和仪式传统。然而，近年来，由于马来西亚政府和私人开发商的持续侵占，这些传统的生存空间正在被压缩。2012年，Kampung Sungai Temon的村民发现他们的祖先墓地被用于填海工程，这标志着他们与这片土地的联系正在被切断。随后，他们发起了一场集体诉讼，要求停止对原住民传统领地的侵占，并寻求赔偿。

这一事件并非orang seletar社区首次遭遇土地侵占。早在1986年，新加坡政府对Seletar地区进行重新开发时，许多orang seletar居民被迁移到马来西亚的Johor Bahru，由Johor苏丹邀请。那些选择留在新加坡的居民则被同化为马来穆斯林社会的一部分，自我认同为新加坡的马来族群。这种迁移和同化过程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移居殖民主义的体现，即主流社会通过地理和文化上的重新定位，削弱原住民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延续性。

移居殖民主义的核心逻辑在于“消灭”原住民社会和文化，以建立一个新的、属于移居者的社会和政治体系。在马来西亚，这一过程表现为主流马来穆斯林社会对orang asli领土的持续侵占，以及对其社会结构和文化的压制。例如，通过将集体的原住民土地转变为可转让的私人产权，迫使原住民搬迁至远离其传统生计的内陆地区，同时在新社区中推广马来语和伊斯兰教，以削弱他们的文化认同。这些措施不仅打破了原住民的社会结构，也加速了他们的文化消亡。正如Nicholas（2000）所指出的，虽然马来西亚政府的政策旨在让orang asli享受与主流社会同等的生活质量，但这些政策背后隐藏着对原住民的控制，这种控制不仅涉及他们的社会身份，还涉及他们的土地和资源。

在Kampung Sungai Temon的案例中，移居殖民主义的表现尤为明显。随着敦加湾的填海工程推进，村民们被迫离开他们的家园，寻找新的安置地点。尽管开发商提供了两种选择——每个家庭可以选择购买新的房产，或者整个社区搬迁到一个新地点，但这些选项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新地点不仅远离他们赖以生存的海域，还要求他们放弃传统的饮食习惯，如食用猪肉，这与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相冲突。因此，村民们决定保持社区的完整性，以维持他们的文化认同和传统生活方式。这一决定得到了生态旅游企业家Wong Yun Yun的支持，她认为保持社区团结和文化传承是保护orang seletar身份的关键。

与此同时，气候变化对orang seletar社区的影响也日益加剧。全球变暖导致极端天气事件频发，而大规模的填海工程则进一步缩小了海洋面积，加剧了环境污染。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海洋生态系统遭受严重破坏，导致渔业资源减少，进而威胁到orang seletar的生计。在这一背景下，orang seletar社区不仅面临着环境的剥夺，还承受着社会的边缘化。他们被迫在保护自身文化和生活方式与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压力之间做出选择，这种选择往往伴随着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进一步削弱。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orang seletar社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最显著的是建立“orang seletar文化中心”。该文化中心不仅展示了他们的文化遗产，如祖先的墓地、传统的船只和狩猎工具，还通过摄影和地图等形式记录他们的自然环境和文化实践。这一举措不仅有助于增强社区内部的文化认同，还为外界提供了了解orang seletar文化的窗口。然而，这种文化展示也存在一定的矛盾。一方面，它强调了orang seletar与土地的深厚联系，另一方面，它也可能被外界视为一种“原始”的文化符号，从而强化他们作为“落后”族群的刻板印象。

在法律层面，orang seletar社区通过集体诉讼来争取他们的土地和资源权利。2014年至2015年间，他们与马来西亚律师协会和“orang asli关注中心”（COAC）合作，成功赢得了一场针对土地侵占的诉讼，并获得了经济补偿。然而，这种法律手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他们的权利，但也受到主流社会法律体系的限制。正如本文所指出的，尽管orang seletar社区试图通过法律途径来捍卫自己的权益，但他们的行动仍然受到主流社会法律逻辑的影响，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处境。

此外，本文还探讨了文化传统在环境正义中的作用。虽然文化传统可以成为抵抗环境不公的工具，但其本质往往是静态的、被理想化的，这可能导致原住民被贴上“反发展”或“未开化”的标签。这种标签不仅限制了他们的社会认同，还可能削弱他们争取自我决定权的能力。因此，文化传统的运用需要更加灵活和多元，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和社会条件。

综上所述，orang seletar社区的生存状况反映了马来西亚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原住民所面临的普遍困境。他们的土地和资源被持续侵占，文化传统被削弱，而法律和政策则未能有效保护他们的权益。本文通过分析这些现象，揭示了移居殖民主义对原住民社会的深远影响，并强调了文化传统在抵抗环境不公中的复杂角色。在这一过程中，原住民不仅需要维护自身的文化认同，还需要寻求新的发展路径，以实现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和自我决定权。这不仅是对orang seletar社区的呼吁，也是对整个东南亚原住民群体的警示，即在面对环境和社会变革时，如何在保护传统文化与寻求现代发展之间找到平衡，是他们未来生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