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基于美国的实际研究，探讨了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在不同治疗方案中生物标志物检测和重新活检的比率

《Clinical Lung Cancer》：A United States-Based Real-World Study on Biomarker Testing and Rebiopsy Rates Among Patients With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Across Lines of Therapy

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治疗线（1L/2L/3L）生物标志物检测率分别为85%/31%/26%，再活检率在2L+显著降低，存在性别（男性更低）和种族（黑人更低）差异，需标准化后续治疗线检测流程。

　　非小细胞肺癌（NSCLC）是肺癌的主要类型之一，占美国所有肺癌病例的81%。随着医学研究的不断深入，针对NSCLC的治疗策略也在迅速演变，尤其是在晚期或转移性NSCLC（a/mNSCLC）的治疗中，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的应用日益广泛。为了确保患者能够获得最适合的治疗方案，综合生物标志物检测在诊断和治疗选择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目前对于不同治疗线（LoT）之间生物标志物检测的采用情况，尤其是在后续治疗线中的检测模式，仍存在诸多未知。本文通过一项回顾性的现实世界研究，分析了2017年至2022年间接受至少一次治疗线（LoT）并有至少90天随访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生物标志物检测和重复活检情况，旨在揭示在不同治疗阶段中生物标志物检测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对患者后续治疗决策的影响。

在研究中，数据来源于ConcertAI Patient360? NSCLC数据库，该数据库包含了来自美国400多个肿瘤中心的超过450万患者的电子健康记录（EHR）。这些数据由1100名血液科/肿瘤科医生提供，涵盖了广泛地理区域的患者。研究纳入了16,530名患者，其中4528名患者满足研究条件，包括接受至少一次治疗线并有90天以上的随访时间。患者中女性占51%，白人占76%，平均诊断年龄为67.2岁。在第一线（1L）治疗中，超过85%的患者接受了至少一种生物标志物检测，而在第二线（2L）和第三线（3L）治疗中，这一比例分别下降至31%和26%。这表明随着治疗线的推进，生物标志物检测的频率显著降低，可能影响后续治疗的精准性。

在第一线治疗中，免疫组化（IHC）和下一代测序（NGS）是最常用的检测方式，分别占52%和57%。然而，在第二线及以后的治疗中，液体活检（liquid biopsy）的使用率增加，成为更受优先考虑的检测方式。这可能与液体活检的非侵入性和快速性有关，使得在后续治疗中更倾向于采用这种方式。然而，研究也发现，在第二线及以后的治疗中，重复活检（rebiopsy）的频率较低，尤其是在黑人患者和男性患者中，这一趋势更为明显。这表明在某些患者群体中，重复活检的采用存在障碍，可能是由于医疗资源的不均、患者对重复活检的接受度较低，或者存在其他临床和经济因素。

此外，研究发现EGFR野生型（WT）患者的重复活检率显著低于EGFR突变型患者。这提示在EGFR突变型患者中，重复活检可能更为必要，以确保能够准确检测到新的生物标志物并指导后续治疗。然而，在EGFR WT患者中，由于缺乏明确的靶向治疗选项，重复活检的需求可能相对较低，从而导致其使用率较低。这一发现对于制定个体化的治疗策略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EGFR WT患者中，如何在缺乏明确生物标志物的情况下优化治疗选择，仍是一个挑战。

研究还揭示了在不同治疗线中，生物标志物检测的模式和频率存在显著差异。第一线治疗中，组织样本的检测率最高，而在第二线及以后的治疗中，液体活检的使用率逐渐上升。这可能与组织样本的获取难度、样本质量以及检测成本等因素有关。在晚期肺癌的诊断中，组织样本的获取可能受到限制，因此液体活检成为一种重要的补充手段。然而，液体活检的使用仍然面临一些挑战，例如检测的准确性和敏感性，以及如何在不同治疗阶段中合理应用这一技术。

研究还指出，不同种族和性别在生物标志物检测和重复活检的使用上存在显著差异。黑人患者在第二线及以后的重复活检率较低，而男性患者在第二线及以后的重复活检和检测频率也显著低于女性患者。这可能与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均、社会经济因素、患者对检测的接受度以及临床决策的影响有关。这些差异可能进一步加剧晚期肺癌治疗中的种族和社会经济不平等现象，尤其是在治疗选择和疗效评估方面。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研究强调了在后续治疗线中进行标准化生物标志物检测的重要性。通过制定统一的检测指南和流程，可以提高检测的准确性和一致性，从而优化患者的治疗决策。此外，研究还指出，当前的检测方法和策略需要进一步改进，以确保在不同治疗阶段中能够全面评估患者的生物标志物状态，尤其是在需要进行液体活检或重复活检的情况下。这不仅有助于提高治疗的精准性，还能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测，降低患者的经济负担和治疗风险。

在实际临床应用中，生物标志物检测的采用情况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医疗政策、检测成本、患者偏好以及医生的临床决策。例如，报销政策可能对综合生物标志物检测，尤其是下一代测序（NGS）的采用构成障碍。此外，组织样本的获取和质量也可能影响检测结果，导致需要进行重复活检。因此，研究建议通过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提高检测技术的可及性和准确性，以及加强医生对生物标志物检测重要性的认识，来改善生物标志物检测的采用情况。

研究还提到，近年来在NSCLC治疗领域，新的生物标志物不断被发现，例如HER2突变。这些新的生物标志物为患者提供了更多的治疗选择，但也对检测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如何在不同治疗阶段中合理应用这些新的生物标志物检测技术，是当前研究的重点之一。此外，PD-L1蛋白作为预测性生物标志物，在免疫治疗中的应用也日益广泛。通过免疫组化（IHC）检测PD-L1蛋白水平，可以帮助医生选择最适合的免疫治疗方案。然而，在后续治疗线中，PD-L1检测的频率较低，这可能影响免疫治疗的精准性。

研究还指出，由于晚期肺癌的诊断往往依赖于小活检或细胞学样本，这些样本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不足以进行全面的生物标志物检测。因此，重复活检成为必要手段，但这一过程可能带来额外的经济负担、治疗风险以及患者对重复活检的抵触情绪。为了减少这些挑战，研究建议采用更高效的组织管理策略，例如快速现场评估（rapid onsite evaluation），以确保在需要时能够及时获取高质量的组织样本。此外，通过优化检测流程和提高检测效率，可以减少重复活检的频率，提高患者的治疗体验。

在研究的背景下，生物标志物检测的标准化对于提高晚期肺癌治疗的精准性和一致性至关重要。通过统一的检测指南和流程，可以确保不同治疗阶段中检测的全面性和准确性，从而为患者提供更有效的治疗方案。此外，研究还强调了在不同种族和性别之间进行生物标志物检测的公平性，建议通过改善医疗资源的分配，提高不同患者群体的检测可及性，以减少治疗中的不平等现象。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回顾性研究揭示了在不同治疗线中生物标志物检测的频率和模式，以及这些检测对后续治疗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治疗线的推进，生物标志物检测的频率显著降低，尤其是在第二线及以后的治疗中，重复活检的使用率较低。此外，不同种族和性别在生物标志物检测和重复活检的使用上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进一步加剧晚期肺癌治疗中的不平等现象。因此，为了优化患者的治疗决策，有必要在后续治疗线中进行标准化的生物标志物检测，并确保检测的公平性和可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