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愿性环境法规及其对边际减排成本的影响：来自国家生态示范公园的实证研究结果

《Frontier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Voluntar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their impact on marginal abatement costs: empirical results from the national ecological demonstration park

中国生态工业园区（NEDP）政策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降低碳强度，显著减少了城市二氧化碳边际消除成本（MAC），但存在滞后效应和异质性。基于211个城市2003-2020年数据，多期差分逆模型（DID）显示NEDP使MAC下降4.8%，其中绿色创新主导效应超过碳强度反向效应。政策效果因城市而异：多园区城市及早期建立者MAC降幅更显著（-6.3%），而单一园区或后期建立者MAC可能上升。建议加速园区转型、优化建设策略、加强绿色技术创新激励。

　　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发展区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政府鼓励建立国家级生态工业示范园区（NEDP）。本文基于2003年至2020年间中国211个拥有国家开发区的城市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DID）方法，以NEDP的建设为切入点，研究自调节环境政策对二氧化碳（CO?）边际减排成本（MAC）的影响。研究发现，NEDP政策在显著降低城市CO?边际减排成本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NEDP政策通过绿色创新和碳强度效应影响城市的CO?边际减排成本。尽管后者部分抵消了减排成本的降低，但前者主导，导致总体的边际减排成本显著下降。然而，政策的效果存在一定的滞后性。NEDP政策对城市MAC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主要受政策强度和园区建立时间的影响。拥有多个示范园区或早期建立的园区，其减排成本下降更为显著；而仅有一个园区或后期建立的园区，未能显著降低减排成本，甚至可能因碳强度效应导致成本上升。政策启示表明，政府应加快园区转型，推广多个示范园区的建设，以最大化减排效益。鼓励园区间资源共享，推进绿色技术创新，可以增强自愿环境监管的有效性。此外，政府应优化园区建设策略，实施差异化政策，特别是在对后期园区的支持上，同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以避免因技术瓶颈导致的减排成本上升。

全球变暖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环境问题，CO?作为主要的人为温室气体，其浓度的增加导致全球变暖和环境破坏。近年来，CO?排放量的显著增加主要源于2010年代和2020年代的化石燃料使用，尽管与2000年代相比，化石燃料排放增长有所放缓，但排放量依然处于较高水平。2014年至2023年期间，大气中CO?的平均十年增长率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为应对全球变暖，碳减排已成为全球共识。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肩负着重要的减排责任。为此，中国设立了“双碳”目标，要求各地区在推动低碳转型的过程中，不仅通过监管措施降低碳排放强度，还承担一定的经济成本。工业部门由于其在总能源使用中的重要地位，是实现减排目标的关键。提高能源效率和采用清洁技术对于达成中国的气候目标至关重要。

中国是一个快速工业化的国家，因此，当前社会的发展应更加注重经济快速增长与环境可持续性的和谐发展。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在包括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内的区域开展了循环经济试点，建立了国家级生态工业示范园区（NEDP）。NEDP的建立是政府主导的自愿环境监管形式，旨在推动高浓度工业企业的区域发展。从理论上讲，工业集聚的正向环境外部性应远高于其负向外部性。然而，在现实中，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传统发展模式逐渐暴露出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等问题，迫切需要进行转型升级。

在这一过程中，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应运而生，成为探索新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尝试。2003年，“关于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申报、命名和管理的暂行规定”正式发布，标志着NEDP的建设进入初步探索阶段。2007年，相关部门进一步发布“关于推进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建设的通知”，使得NEDP的审批和建设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与命令控制或市场导向的环境监管不同，NEDP是一种政府主导、自愿形式的环境监管。各开发区管委会或地方政府自愿提交建设申请，经生态环境部审批、评审、命名、定期评估和监管后，这些园区得以实施。严格的审批制度对申请者提出了较高的准入要求，因此，只有具备一定经济基础和现有生态产业基础设施的国家级或省级开发区才可能申请并获得NEDP的批准。截至2020年底，中国共有93个园区完成了或正在建设NEDP，政策辐射至49个城市。NEDP的建设不仅是传统开发区模式的延续和扩展，更是向更高效、更绿色和更可持续方向的重要转变。其目标是通过构建循环经济价值链和生态友好型工业体系，促进一个能够回收废弃物和降低能耗的工业系统。这种模式可以有效改变经济发展的方向，使其更加集约和清洁。同时，它还能有效缓解资源短缺和环境保护对区域发展的压力，为符合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园区提供范例。研究表明，NEDP在促进所在区域的经济表现和吸引外资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为了更深入地探讨自愿环境监管的影响，本文研究了NEDP政策对城市MAC的作用机制。目前，已有大量研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环境政策对企业的财务表现和环境行为的影响，但专门针对环境行为的研究仍较为有限，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此外，许多学者在研究环境政策对碳减排的影响时，主要关注碳排放强度和碳排放效率，而忽略了从成本效益角度进行分析。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自施环境监管对城市MAC的影响。本文通过使用多期DID方法，结合211个城市的NEDP建设数据，分析了NEDP政策对城市MAC的影响，以丰富相关研究。

在研究方法方面，本文采用了多期DID模型来评估NEDP对城市MAC的影响。由于各城市在不同时间获得NEDP的批准，因此，多期DID方法是衡量政策效果的常用工具。该模型假设政策仅对实施政策的城市产生影响，因此，在政策实施前，实施与非实施城市的趋势应保持一致，而在政策实施后，趋势将开始分化。通过比较政策实施前后城市MAC的变化，可以量化政策的因果效应。此外，本文还采用了DDF-SFA方法来测量城市CO?的MAC。DDF-SFA方法结合了方向距离函数（DDF）和随机前沿分析（SFA）的优势，能够更准确地估计减排成本，同时考虑时间序列数据和技术异质性。

研究结果表明，NEDP政策对城市MAC的降低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实验组城市的MAC显著低于对照组城市。这表明NEDP政策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的减排成本。然而，政策的效果并非立即显现，而是存在一定的延迟。此外，政策的影响还存在异质性，主要受政策强度和园区建立时间的影响。拥有多个示范园区或早期建立的园区，其减排成本下降更为显著；而仅有一个园区或后期建立的园区，未能显著降低减排成本，甚至可能因碳强度效应导致成本上升。因此，政府应加快园区转型，推广多个示范园区的建设，以最大化减排效益。同时，鼓励园区间资源共享，推进绿色技术创新，可以增强自愿环境监管的有效性。此外，政府应优化园区建设策略，实施差异化政策，特别是对后期园区的支持，以避免因技术瓶颈导致的减排成本上升。

本文的研究还发现，NEDP政策通过绿色创新和碳强度效应影响城市的MAC。其中，绿色创新效应占据主导地位，而碳强度效应则部分抵消了减排成本的降低。这表明，生态工业实践在提升城市环境表现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些发现，本文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包括安慰剂检验和分位数处理。结果表明，NEDP政策对城市MAC的影响具有稳定性，且未受到其他未测量变量的显著干扰。

在政策建议方面，本文提出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政府应加快园区的转型和建设，特别是在推动多个示范园区的建设方面。这将有助于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减排效益。通过集中绿色技术创新并促进园区间资源共享，不同园区可以相互支持，形成协同效应，从而提高整体减排效率。同时，NEDP政策应与环境信息披露、绿色认证和企业社会责任（CSR）报告等其他自愿环境监管形式相结合，以构建更全面的政策框架。通过这些工具的互动，政策可以进一步增强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提升园区层面的环境治理能力，从而提高自愿环境监管的整体效果。此外，多个园区的集体影响可以放大自愿环境监管的效率，促使园区内的企业加快绿色转型，从而实现更显著的碳减排成本降低。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多期DID方法和DDF-SFA方法，系统分析了NEDP政策对城市CO?边际减排成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NEDP政策能够有效降低城市MAC，但其效果具有一定的延迟性和异质性。政府应加快园区转型，推广多个示范园区的建设，并实施差异化政策，特别是在对后期园区的支持上。同时，应加强绿色创新的激励机制，以促进企业投资绿色技术研发，从而实现中国低碳发展的长远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