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可持续转型：基于大规模文本分析（2004–2024年）的中国绿色建筑行业的政策组合与治理演变

《Frontiers in Sustainability》：Fostering sustainable transition: policy mix and governance evolution of China's green building sector based on large-scale text analysis (2004–2024)

中国绿色建筑政策文本分析（2004-2024）：议程演化、工具组合与治理分层研究。通过2945份政策文本的NMF主题建模与政策工具编码，揭示其政策议程从"基础规划"（T0、T4）向"实施深化"（T2、T3）的动态演进，形成以"权威监管"（Authority）为核心、"组织支持"（Organization）为补充的政策工具组合，中央-地方层级呈现"战略引导-区域适配"的治理逻辑，东部地区政策深化程度显著高于中西部。

　　中国在建筑领域推动可持续转型的过程中，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演变逻辑是理解其治理模式和政策成效的关键。本文通过系统分析2004年至2024年间中央与地方发布的2945份政策文本，结合非负矩阵分解（NMF）主题建模、政策工具编码以及多层级治理（MLG）比较，揭示了中国绿色建筑政策的演进路径、工具选择的动态变化以及中央与地方在政策实施中的互动机制。研究不仅提供了丰富的实证依据，还为绿色建筑政策的优化设计和未来发展方向提供了理论与实践上的深刻洞见。

在政策议程的演变方面，研究发现中国绿色建筑政策经历了从“基础建设”到“实施深化”再到“精细化治理”的清晰路径。早期政策主要集中在技术标准的制定和绿色建筑的初步推广，强调宏观规划和概念引入。随着政策体系的逐步成熟，绿色建筑的议程重心逐渐转向具体的实施与监管，如建筑节能监督、绿色建筑认证管理等。进入后期阶段，政策开始更加注重过程管理与地方标准的细化，反映出政策在推动绿色建筑发展过程中逐步从战略规划向具体操作转变，体现出政策制定的阶段性特征和动态调整能力。这种演变路径不仅符合中国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的总体战略部署，也反映了政府在面对复杂环境问题时的适应性治理逻辑。

政策工具的选择与组合则呈现出一种以“监管主导”的特征，同时辅以组织与能力建设工具。研究显示，强制性工具如行政命令和强制性标准构成了政策体系的核心，而激励性工具则在特定阶段被周期性应用，如财政补贴。相比之下，信息性工具和制度性变革工具的使用相对较少，显示出政策在推动市场机制和制度创新方面的不足。然而，这种工具组合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政策议程的演进呈现出动态调整的特征。例如，在政策早期，激励性工具在推动市场培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政策进入实施深化阶段，监管工具的重要性逐渐上升，成为政策执行的核心支撑。这种政策工具的演变路径反映了中国在绿色建筑政策实施过程中，逐步从市场引导转向制度约束的治理逻辑。

在多层级治理结构中，中央政府主要承担战略指导和标准设定的职责，而地方政府则表现出较强的适应性。这种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研究中被进一步细化。中央政策作为“战略制定者”，主要关注宏观层面的政策设计和绿色建筑的推广；而地方政府作为“执行者”，则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根据区域特征进行调整和优化。例如，东部沿海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能够承担更严格的政策执行任务，而中西部地区则更倾向于通过地方标准的制定来适应本地的资源条件和治理能力。这种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政策差异，不仅体现了中国治理体系中“自上而下”与“因地制宜”的结合，也反映了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区域异质性”问题。

此外，研究还发现，不同层级的政策工具使用存在显著差异。中央政府在政策工具的选择上更加注重战略性和系统性，而地方政府则更倾向于采用实际操作性工具，如项目监督、认证管理等。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地方政府在执行政策时展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但其工具组合的“非均衡性”也暴露出政策体系在促进市场机制方面的不足。例如，激励性工具的使用频率较低，且多集中于特定时期，这可能影响政策在市场层面的长期驱动力。同时，信息性工具和制度性变革工具的使用仍然较为有限，反映出政策在推动信息透明和制度创新方面仍有待加强。

从区域政策差异来看，东部地区作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在绿色建筑政策的执行上表现最为突出，不仅在政策数量和工具使用上占据优势，还在政策议程的深化和精细化方面走在前列。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虽然在政策数量上不及东部，但其政策议程表现出更强的适应性和地方特色。例如，西部地区更注重地方标准的制定，这与其在资源条件和技术能力方面的实际情况密切相关。东北地区则呈现出一种中间状态，政策议程的演进轨迹与东部类似，但在政策执行的深度和广度上稍逊一筹。这种区域差异不仅反映了中国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政策适应性，也揭示了政策在推动绿色建筑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空间异质性”挑战。

研究还发现，政策议程与政策工具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十分紧密。例如，以宏观规划和标准设定为主题的政策，往往与强制性工具密切相关；而以市场培育和技术推广为主题的政策，则更多依赖激励性工具。这种主题与工具之间的匹配关系，体现了政策制定者在不同阶段对市场、技术和社会需求的不同侧重。此外，政策工具的组合方式也显示出一定的“协同效应”和“冲突效应”。在政策初期，强制性工具的主导地位有助于建立统一的市场规范，但在后期，政策工具之间的协同性增强，表明政策体系在推动绿色建筑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更加系统化的治理结构。

从理论角度来看，本文的研究为理解中国在特定技术政策领域的治理模式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将政策议程、政策工具和多层级治理结构相结合，研究揭示了中国绿色建筑政策在“战略驱动”和“监管主导”之间的动态平衡。这一模式不仅适用于中国，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借鉴。在比较分析中，研究发现中国与欧盟、日本等国家在绿色建筑政策上的治理逻辑存在显著差异。欧盟更倾向于通过立法和市场机制推动绿色建筑发展，而日本则更强调技术标准和传统治理模式。相比之下，中国的绿色建筑政策更加强调“自上而下”的调控，但也在地方层面体现出一定的适应性。这种治理模式的独特性，使得中国在绿色建筑政策实施过程中既保持了政策的一致性，又兼顾了地方的实际情况。

从实践角度来看，研究的发现对优化中国绿色建筑政策体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政策工具的组合需要更加精细化，尤其是在激励性工具的使用上，应进一步提升其持续性和稳定性，以增强政策对市场的长期驱动力。其次，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政策协调需要更加精准，中央应为地方预留更多自主调整的空间，同时建立有效的反馈机制，以确保政策在不同区域的实施效果。此外，政策实施过程中应更加注重信息透明和制度创新，通过信息共享和制度优化来提升政策的协同效应和执行效率。

在方法论层面，本文的贡献在于其对政策文本的系统分析与多维度解读。通过构建涵盖多个行政层级的政策文本数据库，研究实现了对政策议程、工具选择和多层级治理的综合分析。结合NMF主题建模和时间序列分析，研究不仅揭示了政策主题的演变趋势，还为政策工具的动态调整提供了量化依据。同时，研究采用经典的政策工具分类框架，对政策文本进行了深入的编码和比较分析，为多层级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和思路。

总体而言，本文的研究为理解中国绿色建筑政策的演进路径和治理逻辑提供了全面的视角。通过系统分析政策文本，研究不仅揭示了政策议程的动态变化，还深入探讨了政策工具的选择与组合，以及中央与地方在政策执行中的互动关系。这些发现对于优化政策设计、提升政策执行效果以及深化绿色建筑领域的治理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未来，随着“双碳”目标的深入推进，中国绿色建筑政策将进一步向高质量发展、系统性协同和创新驱动方向演进，其政策工具的组合也将更加多元化和精细化，以实现更高效的绿色建筑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