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职业教育中教师投入的作用机制与影响因素：一项范围综述

《BMC Medical Education》：Teacher engagement in health profession education: a scoping review

本文推荐一篇关于健康职业教育(HPE)中教师投入(TE)的范围综述。为解决TE概念定义不统一、测量工具不一致等难题，研究人员系统分析了18篇文献，发现TE多采用乌特勒支工作投入量表(UWES-9)和教师投入量表(ETS)测量，其驱动因素涵盖个体动机、制度支持、学生反馈等多维度。该研究为构建HPE特异性理论框架奠定基础，对提升医学教育质量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在健康职业教育（Health Professions Education, HPE）领域，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塑造未来医疗工作者的关键角色。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尽管教师投入（Teacher Engagement, TE）被公认对教育质量至关重要，但在这个特定领域，我们对其真正含义和影响机制的理解却相当模糊。不同研究对TE的定义各不相同，测量工具五花八门，研究结果往往难以比较和整合。这种概念和方法的混乱局面，严重阻碍了我们有效提升HPE教师的教学效能和职业幸福感。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Ramya Rathan领衔的研究团队在《BMC Medical Education》上发表了题为《Teacher Engagement in Health Profession Education: A Scoping Review》的范围综述。这项研究系统梳理了2000年至2024年间发表的18篇关键文献，试图厘清HPE领域中TE的概念边界、测量方法、影响因素和作用结果，为构建一个更加系统、科学的理论框架奠定基础。

研究人员采用系统综述和Meta分析扩展版范围综述（PRISMA-ScR）方法论，检索了七个主流数据库，最终从676篇初步文献中筛选出18篇符合标准的研究进行深入分析。这些研究涵盖了医学、护理学、药学等多个健康专业领域，采用了定量、定性和混合方法等多种研究设计。

研究结果显示，HPE领域的TE研究存在明显的概念不一致性。在18篇纳入分析的研究中，仅有10篇明确定义了TE，其中7篇采用了Schaufeli提出的定义，将工作投入描述为“一种积极的、与工作相关的心理状态，包含活力（vigor）、奉献（dedication）和专注（absorption）三个维度”。测量工具方面，最常用的是乌特勒支工作投入量表（UWES-9），有5篇研究使用；其次是教师投入量表（Engaged Teacher Scale, ETS），有2篇研究使用。中国学者则多采用工作投入量表的中文版本进行研究。

通过对文献的深入分析，研究人员将影响TE的因素归纳为四个主要类别：个体因素（如内在动机、职业发展机会）、制度因素（如领导支持、教学条件）、学生因素（如学生反馈、学习动机）和关系因素（如同事支持、工作环境）。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HPE教师的投入程度和工作体验。

在结果方面，研究发现TE与教师的工作满意度、教学效能和职业保留率呈正相关，但与学生学习结果的直接证据仍然有限。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研究发现教师的认知投入水平普遍高于情感或社交投入，这表明HPE教师可能在智力上高度投入，但在情感和社交层面的投入相对不足。

研究方法方面，本综述严格遵循范围综述的方法学要求。通过系统检索七个专业数据库（包括ERIC、SCOPUS、MEDLINE等），使用明确的纳入和排除标准筛选文献。数据提取采用标准化模板，由两名评审员独立进行文献筛选和数据提取，并通过共识讨论解决分歧。数据分析结合了描述性统计和主题分析方法，确保研究结果的全面性和可靠性。

3.2 纳入研究的特征

纳入的18项研究展示了TE研究的全球分布特征，其中荷兰（4篇）、美国（3篇）和中国（3篇）的研究最多，反映了这些国家在HPE教师研究领域的活跃度。时间趋势显示，2010年前无相关出版物，2011-2015年仅3篇，2016-2020年增至6篇，2021年后达到9篇，表明该领域研究兴趣显著增长。

3.4 TE的维度

TE包含多个维度，最常见的是基于UWES的活力、奉献和专注三维度模型。2024年伊朗的一项研究提出了四维模型：认知投入、情感投入、与学生社交投入和与同事社交投入，丰富了TE的概念内涵。术语使用上，不同研究存在差异，如用“专注力”代替“吸收”，用“活力”代替“活力”，反映了文化适应性调整。

3.5 TE的测量方法

18项研究中，定量研究（9篇）主导，定性（5篇）和混合方法（4篇）为辅。UWES-9是最常用工具（5篇），ETS（2篇）和中文版工作投入量表（2篇）也有应用。定性方法包括半结构化访谈、焦点小组和反思记录，提供了丰富的背景理解。

3.6 TE的驱动因素

个体因素中，内在动机（6篇）和教师信念（3篇）是关键；制度因素中，领导支持（7篇）和教学条件（4篇）最突出；学生反馈（4篇）显著影响TE；关系因素中，社会支持（2篇）和工作关系（3篇）促进投入。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TE的生态系统。

3.7 HPE中TE的结果

TE与教师工作满意度、教学实践质量和职业保留正相关，但与学生结果的直接证据有限。研究发现认知投入普遍高于情感和社会投入，提示HPE教师可能存在投入不均衡现象。外部因素如角色压力和缺乏认可对TE有负面影响。

讨论部分指出，当前HPE领域的TE研究存在理论框架整合不足的问题。与普通教育心理学不同，许多HPE研究将动机因素与建构本身混为一谈。研究者建议整合工作需求-资源模型（Job Demands-Resources model, JD-R）、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和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 SCT）等成熟心理学理论，以增强概念清晰度。

跨文化差异也是重要发现。制度文化、临床工作量和教学规范影响TE的表达和维持，支持需要情境敏感框架而非通用模型的观点。课程设计通过塑造教师自主权、动机和工作量中介TE，如问题导向学习（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既鼓励协作又增加认知情感需求。

本研究结论强调，虽然HPE领域对TE的关注日益增加，但定义、框架和测量工具仍不一致。未来研究应致力于开发基于心理学因果模型的HPE特异性框架，而非追求单一统一模型。需要澄清TE是稳定特质还是波动状态的概念问题，并明确区分影响因素、维度和结果，避免概念模糊。

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为HPE领域的TE研究提供了系统的基础，指出了未来理论发展和实践改进的方向。通过建立更加清晰的概念框架和测量方法，可以更有效地支持HPE教师的专业发展，最终提升医疗健康人才培养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