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能农民就地保护草原的遗传多样性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Empowering farmers to conserve grassland's genetic diversity in sit u

瑞士“在位”计划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通过全国农业普查数据和在线调查，发现参与农场规模更大、多位于高海拔地区且有机认证比例高。农民参与动机包括内在价值观（如保护遗传多样性、应对气候变化）和外在激励（补贴、提升形象）。研究指出需优化政策设计，加强沟通以提升低海拔地区农户参与度，并建议将ISP扩展至更多物种和区域。

　　农业生态系统的遗传多样性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威胁，主要来源于农业集约化、栖息地碎片化以及气候变化等因素。这些因素使得生态系统更容易受到病虫害的影响，因此保护遗传多样性对于农业系统的韧性至关重要。然而，现有的农业环境政策方案在阻止遗传侵蚀方面常常表现不足，其成效不仅取决于政策设计，还与农民参与意愿和动机密切相关。

本研究探讨了瑞士新设立的自愿性政策工具——“原位保护计划”（ISP）中，农民参与的因素。该计划旨在保护饲料作物及其野生近缘种的遗传多样性，关注于半集约化草地。研究结合了国家生态地理数据与在线农民调查，通过计划行为理论（TPB）分析了农民的参与模式。TPB理论将农民的行为动机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对行为的态度、主观规范以及对行为的主观控制感。研究结果表明，参与ISP的农场通常规模更大，位于较高海拔地区，且更有可能获得有机认证。除了结构性因素外，自愿参与还促进了农民内在动机的形成，并增强了他们对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的认同感。

瑞士的农业景观中，草地占据了约60%的农业用地，总计约606,000公顷。草地作为主要的饲料来源，正面临特殊的压力。保护草地不仅涉及保护本地遗传多样性，还涉及到维持对饲料作物育种重要的基因库。饲料作物（如禾本科和豆科植物）通常被育种者用于提高产量、消化率和抗病能力。然而，饲料作物育种者能否成功培育出可行的作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能否接触到这些作物在草地中的野生近缘种。尽管大多数农业环境方案（AES）试图维持这种植物多样性，但很少专门针对饲料作物及其野生近缘种。

瑞士约有20%的农业用地参与了农业环境方案。生态补偿区域（ECAs）在全国范围内被划定，其中高海拔地区的ECAs占了46%。大多数农业环境补贴遵循交叉合规原则，即补贴的条件与特定的行动、结果或多方合作相关。在这些ECAs中，大量是广阔的草地。一个两级补贴系统确保了生态表现的证明，基本质量区域（Quality I）规定了最低的生物多样性措施，而结果导向的措施（Quality II）则允许对具有更高生物多样性潜力的区域进行管理。在这些两级措施中，一种合作性的方案旨在保护景观层面的生物多样性，并涉及多个农场的协作，从而影响到更广泛的生态群体，如鸟类和蝴蝶。

为了“让农民成为关键因素”（De Snoo et al., 2013），瑞士于2021年引入了一种新的政策工具，即ISP，专注于饲料作物的原位保护。ISP主要针对未被归类为ECAs但拥有大量饲料作物遗传多样性的区域。该计划主要关注17种与饲料作物育种相关的物种，参与方式是自愿的，且每农场参与面积有限（最多2公顷）。农民在响应地方公共机构的号召后，需对其土地进行评估，并在符合标准后获得补贴。三年内，ISP已成功保护了约1592公顷的高质量土地。

为了深入了解如何改进这一工具的设计和合规性，本研究采用了两种方法：一是分析来自国家农业普查的农场元数据，二是进行一项覆盖所有符合条件农场的在线调查。调查采用两种不同的问卷，分别针对参与ISP的农民和未参与的农民，以避免调查疲劳并明确各自动机。问卷内容经过专家验证，确保其清晰度和相关性。调查从2024年11月6日持续到2025年1月6日，共收集了1023份有效回答，其中293份来自参与ISP的农民，730份来自未参与的农民。

通过主成分分析（PCA）对问卷数据进行处理，以减少变量间的共线性，并通过方差最大化旋转增强解释性。结果表明，参与ISP的农民在多个方面表现出显著差异，包括农场规模、有机认证比例以及生态补偿区域（ECA）的覆盖面积。此外，农场的地理分布也对参与程度产生了影响，例如，Engadin和东中央阿尔卑斯地区的农场在ISP中更为常见。

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对ISP的参与动机主要包括“原则”和“模式”两个方面。“原则”涉及更广泛的环保目标，如气候变化应对和未来世代的福祉，而“模式”则涉及更直接的经济利益和操作便利性。参与ISP的农民更倾向于认为该计划有助于提升其农场的生态价值，并能够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相比之下，未参与的农民则更多关注计划的限制和不明确性，例如程序复杂、成本过高以及对现有农业措施的冲突等。

研究还发现，有机农场和已参与其他AES的农场更有可能加入ISP。这表明，参与其他环境方案的农民可能更容易适应新的政策工具，并将其视为现有农业实践的延伸。此外，参与ISP的农民通常对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抱有更强的责任感，并认为其参与能够提升农场的声誉和形象。

从政策设计的角度来看，ISP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方法，允许农民自主决定保护区域的位置，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其灵活性和吸引力。然而，这一模式也带来了治理上的挑战，例如如何确保所有目标物种的广泛覆盖以及如何在保护和农业经济之间取得平衡。此外，ISP的参与门槛较低，可能使其成为一种“易得的奖励”，而非真正具有挑战性的政策工具。

本研究的发现对于未来农业环境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它强调了农民作为遗传资源的主动守护者的重要性，并指出政策应结合生态目标与农民的价值观和动机。同时，研究也表明，政策的有效性不仅依赖于其设计，还取决于农民对政策的理解和接受度。因此，提高农民的参与意愿需要更有效的信息传播和更灵活的政策实施方式。

在气候变化和农业集约化的背景下，ISP作为一种新的政策工具，可能为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模型。然而，为了实现更全面的保护，仍需进一步研究如何在长期中提高自愿参与率，并评估该计划对目标物种基因库的实际影响。此外，研究还建议，应加强与农民的沟通，以提升他们对政策的理解和认同，从而促进更广泛的参与和更有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总之，ISP的成功实施不仅依赖于其政策设计，还取决于农民的参与意愿和动机。通过识别参与ISP的农民特征及其动机，可以为未来农业环境政策的优化提供重要参考。同时，政策制定者需要认识到农民在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关键作用，并通过更灵活、更有效的措施，增强他们对保护工作的支持和参与。